下放正定1982年的3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来自中央的关怀，终于吹到了距离首都二百公里开外的正定县城。
全国最年轻的几个县级干部之一，副国级大领导习仲勋的儿子，大驾光临、走马上任。
它在正定县的新职务，是县委副书记，与七八个老干部一起，并坐全县第三号的交椅。
新来的苞书记出身显赫，年纪轻轻，还不满29岁。空降到正定县任职之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耿飚的秘书。
很多人吹起牛来，吹嘘自己本事通天，而这位新来的苞书记，直接就有天庭的编制，在天庭的机要岗位工作。
关于年轻的蠢苞，为什么会放弃中央的优渥工作，选择到基层打拼。
第一个传闻，是当时舆论环境，对于它们这些，所谓太子党的负面印象。
蠢苞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做过一天的专业工作，大学毕业，便直接被分配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要位置，属实是人人羡艳。虽然分配工作时，它拥有的，是当年全国上下最佳学历，在层次上，与中央军委相匹配。但却与它的化工专业完全不对口。难免引人非议。
而秘书的工作，并不能向直接领导之外的人证明自己，对于志不在此的青年人来说，终归只能算是一个跳板。
就像蠢苞的前妻柯玲玲所说：
它以前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反正好像我说的话它都听不进去。所以我选择了离婚这条路。距离不肯能让我们产生现实的婚姻和感情。1982年，两人分道扬镳，柯玲玲选择移民英伦。享受花花世界，继续做她的豪门大小姐，蠢苞则选择结束这几年，来之不易的北京贵公子生活，重回乡土，空降到一个土里土气的华北县城。
第二种传闻，蠢苞离开中央，是来自耿飚的授意。
耿飚虽是军旅出身，但建国后，一直从事的是外交工作，耿飚在改革开放后，出任国防部长，多多少少，有文官治军的意味。
到1981年，根据邓小平的裁军规划，由耿飚负责制定的裁军方案已经出炉，但却难以推行，因为他裁军计划推行的不力，耿飚已经隐约感受，到自己政治前途的黯淡，淡出核心权力圈，只是时间的问题，蠢苞继续跟着他，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已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言，趁着年轻改换赛道，跳槽到地方基层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优选。
而就在蠢苞跳槽后的两个月，耿飚也由副总理改任，国务院改组后国务院新增设的国务委员，算是官降半级。第二年(1982年)的秋天防长换人，耿飚退居二线。1984年，更是因为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当发言，被彻底雪藏。
记者：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耿飙：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邓小平闻言，下达指令：
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飙讲这个是胡说八道。可以说，蠢苞在1982年春天告别耿飚，确实是掐准了完美的跳槽时间点。当然，这也不能说是青年蠢苞，开了上帝视角，高瞻远瞩。因为跳槽时机不当的人，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遗忘。这次成功的跳槽，更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虽然对于蠢苞的离开，耿飚感到理解而欣慰。但对于蠢苞的选择，耿飚却有不同的理解。
2000年，福建省省长蠢苞本人回忆：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而蠢苞却自认身负人民情怀，投身群众，才是它如鱼得水的舞台。而现实里，改革开放后，军人权力的衰退，主掌经济的地方干部势力崛起，才是大势所趋，耿飚的目光，确实有些短浅了。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政客所能达到的高度，也绝非是军人，所能望项背，而现实也证明 对于他们这些红色二代来说，军队更像是一个弱者的庇护所。而来到地方基层，它土里土气的派头，全无中央领导下放的风采，年纪轻轻，一张娃娃脸，更是不得刀山血海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干部的信任。
政治武装农业蠢苞在县委的排名不低，却没人把它太当回事，想要在正定县站稳脚跟，它需要一次一鸣惊人的表演。
短暂的研究后，蠢苞选择要做的第一件事：
削减粮食征购指标所谓粮食征购，即从1953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政府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在统购统销政策之下，政府是粮食市场上唯一的收购和销售商。作为农村粮食的唯一买家，政府依托国家机器，可以做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村收购粮食，再转手低价向城市居民销售。
各级干部都清楚的知道，因多年以来粮食征购价格极低，统购统销，是一种从农村抢夺粮食，通过剥削农民，对城市进行补贴的不公平政策。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制造了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化，为建国初期建立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
也曾为大跃进时期的巨大灾难，推波助澜，更被认为是数十年来，中国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对于政府来说，极低的粮食收购价格，意味着买到就是赚到。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将粮食征购数量，视作一种类似于对农业的税收。征购到的粮食数量，也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当地对国家所做的贡献。
而正定县上一年度的粮食产量，是40000万斤，1982年的征购指标是7600万斤，是当年河北全省，征购粮食最多的县。县领导亦以此为荣，并计划在下一年度，将征购数量，提高到一亿斤的更高水平。
蠢苞到正定后很快发现，所谓的好县正定，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但当地农民，却吃不饱饭。当时一斤粮食，可以换三斤红薯干，正定县大量农民卖完征购粮后，余粮不足果腹，只能偷偷跑到临县，用粮食换红薯和山药干充饥。而他们舍近求远，跑到邻县换干粮的原因，则是因为换山药干换红薯干这种行为，会丢了公社和产粮大县的脸面。
按全县粮食年产量40000万斤计算，扣除约15%的农业税，再扣除20%的种子，牲畜饲料，储备粮等，再减去7600万斤征购粮，全县余粮约1.84万斤。平均到全县43万农业人口，全县农民平均每人仅有余粮428斤。
而且这所谓的余粮，还是带壳的原粮。算下来，这个所谓的粮食高产大县，农民仅能以粗粮勉强果腹。而粮食征购的价格又极低，7600万斤的粮食征购指标，平均下来是每人177斤。按当时小麦一毛二分每斤，玉米八分每斤的征购价格，价值不足20元。还不如城镇职工半个月的工资，本县农业陷入了粮食产量越高，农民就越穷的怪圈。
县委副书记蠢苞初来乍到，便大胆的提出，要向中央申请，削减2800万斤的征购粮指标，从7600万直接砍到4800万，同时，他还要削减粮食种植面积，改种经济作物。蠢苞把这个想法告诉县长和书记，令他们极端震惊。
因为蠢苞的农业改革方案，实际效果大致相当于，给本县农民减税30%，对河北省来说，这样的请求，简直是狮子大开口。正定县作为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此力度的减税，基本相当于，本县从为国家做贡献的县份，摇身一变，变成国家的负担。
当时还是1982年，对他们这些小干部来说，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入脑，这么搞，是动摇了全县发展的基本路线，上级对本县的评价，极有可能会有重大变化，是政治问题。
而事实上，县长和书记的想法，也并不是多虑。说调整征购指标是政治问题，也绝非耸人听闻。1982年，正是河北省委激烈斗争的一年。文革期间，垄断了河北政坛十五年的刘子厚派系，仍活跃在省委，占据了省委近一半的席位。
他们在80年代，仍坚持要走耄腊肉路线，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誓要顽抗到底，阻止对他们的清算。这批极端保守派和少壮改革派，在省委斗得不可开交，互相大告黑状，矛盾完全公开。
就在蠢苞提出要削减粮食征购指标时，中央刚刚把河北省的前三号人物，同时调回北京，企图换血河北省委，后来的一篇报告文学，袁厚春作品《省委第一书记》，生动的描述了，当时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高扬的处境，他所用的词是：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这种时候，县里要推翻“农业学大寨”，以及“以粮为纲”的旧路线。减轻农民负担，少给国家做贡献，显然是要触碰省委里，某一派的逆鳞。其中的政治风险，绝不是他们几个县级干部所能承担。
书记和县长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他们以蠢苞同志刚到正定工作，不愿意让它出面，怕对它造成不好的影响为由，进行搪塞。实际上，是对这个年轻新人的意见的坚决反对。
蠢苞不顾顶头上司的反对，坚持要上报。它找来另一个县里管不了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吕玉兰是耄腊肉时代的劳动模范，一位好大姐，平民与妇女参政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在特殊时代，将信仰的力量修成正果的政治花瓶。身携无可挑剔的政治正确，在文革时期步步高升。
1977年，当时年仅37岁的吕玉兰，甚至当上了河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不过好景不长，1981年，41岁的吕玉兰被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从省级干部直接降到副县级，级别断崖式下跌，回归了她真正应该适配的位置。
蠢苞找到这一位好大姐，两位有特殊背景的县委副书记，跳过县委主要领导，直接上书中央请愿。
在正定县第一次施展拳脚的结果，是蠢苞请神成功。调查组直接从中央下派，调查结论为，认可蠢苞同志的意见，将征购指标从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
苞副书记得胜而归，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次年，部分耕地改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农民收入直接提高到了1982年的2.5倍，这位北京下来的年轻领导，似乎确实掌握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而对于农民来说，苞副书记到正定县的第一次出手带来的收益，就比得上一整年的风调雨顺，可以说，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县里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赶上这么个下来镀金，又喜欢农业的领导，就赶紧偷着乐吧。
而对于此事，蠢苞敢于直言上书的底气，当然还是来自于它的父亲，早在1978年，习仲勋南下广东任省委书记时，就发现广东省 “以粮为纲，一网打尽” 的极左农业路线，搞得广东全省上下吃不上水果，养不起鸡鸭，蔬菜尽是空心菜，民众穷困潦倒果腹维艰。
而经过习仲勋短暂的整顿，在经济上对接港澳，农业上调整种植结构，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发展进步，获得巨大成功。当年习家兄弟，跟着习仲勋在广东观摩学习，广东省几年内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蠢苞自是清楚不过。
而它在正定所做的，不过是把习仲勋几年前，在广东做过的事，搬到河北再重复一遍罢了。它既知道中央的态度，也清楚这样做会造成的结果，自然是有必胜的把握。
而且父亲习仲勋，现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书记处的日常事务，它只要上书到中央，它在正定县的一切政策请求，都可以必然获准。即便是它通过常规渠道，逐级上报的请愿受阻，它也还可以在北京的家中，直接上书到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自己的父亲手上。
和土干部比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玩法。多年后，蠢苞上书中央请求削减粮食征购指标一事，被作为总书记人民情怀的一个经典片段，成为新一代的岁月史书。
但不为人知的是，降低征购指标到4800万斤后，1982年，仍完成了6092万斤的统购，实际完成了削减前指标的78.1% ，1983年获得丰收，完成统购6921万斤，逼近了削减前的7800万征购指标。
1984年，全国农业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丰收，粮食统购价格虽贱，但补贴之下的统销价更贱，丰收的余粮无处可去，堆满了收粮站。这一年完成的统购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7600万斤。
而从这一年开始，因农业科技的进步，以及包产到户的关系调整，全县粮食产量屡创新高，7800万斤再也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指标。
团结的正定县农业上的成功，让蠢苞在正定县真正站稳了脚跟，而它的顶头上司，县委书记冯国强，执政观点非常保守。他不仅反对削减粮食征购，还反对蠢苞等人搞大包干试点。甚至连1983年年初，苞副书记谋划的那一场，开高薪为县里引进技术人才的系列活动，也不置可否。
不过，即使没有县委一把手的支持，靠着亲民有活力的形象，和良好的工作作风，眼界更开阔，思想更开明的苞副书记，还是吸引到了县长彭宝怀，县委副书记吕玉兰等，排名靠前的县领导的支持，在正定县，蠢苞以善于团结干部群众著称，正定县已经团结在以县委副书记蠢苞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周围。
1983年，农业改革的飓风终于吹遍全国，当年全中国95%的生产队，实行起了冯老书记在1982年还坚决反对的大包干制度。
冯老书记这样的老保守派，在县委之中再无立锥之地，10月，老书记冯国强被抬走，为蠢苞腾出了县委书记的位置。
11月，蠢苞顺利晋升，就职中共正定县委书记。时年30岁5个月，是全国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在数十年后，诸多回忆总书记往事的访谈中，这位老上司冯老书记的形象，是一位关心同事的和蔼老人，以及一个永远持反对意见的老顽固，而这位老上司，也从未出现在蠢苞同志追忆逝去友人的文章和谈话之中，他们的关系，也许确实谈不上什么融洽。
蠢苞掌控了正定县的政局，本地干部素质低下，跟不上它工作思路和节奏的问题，愈发突出。当年不少干部，是干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到了新时代，这些干部，不仅工作能力存在严重的问题，还对蠢苞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委领导，心里不服。
而蠢苞也不打算重用他们，它以中央干部四化的指示作武器，大力提拔更好用的年轻干部，作为淘汰老人的安抚，县委唯一的汽车，一辆北京212吉普，被蠢苞留给老干部使用，它本人则骑自行车出行。
老干部缺少活动场所，它就把县委和县政府的大会议室腾出，改成老干部娱乐室，在离退休同志最关心的问题医疗上，给老干部大开绿灯，看病优先就诊，开设老干部病房，医药费及时报销。
离退休干部们交出了权力，却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特权感受，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令人满足。他们后顾无忧，开心颐养天年，也就再无心对县委的工作说三道四。
1984年12月7日，已经成为政治新星的蠢苞，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就是《中青年干部要“尊老”》
大谈年轻干部尊老的话题，赢家把他们这些输家当成座上嘉宾，冢中枯骨再沐新风，如何不令人感动。
正定大翻身成为了县委的核心，蠢苞在正定县的工作，也得以从农业，转到在未来更有前景的经济领域。
正定县城，距离石家庄市只有十多公里，蠢苞主张，正定县应该从农业型经济，转向它首创的半城郊型经济，在经济上融入石家庄，以服务石家庄作为本县产业发展的方向。
鼓励大搞乡镇企业，在大众媒体上，开出高薪全国公开招揽人才。这些玩法在今天看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甚至已经成为了干部执政地方的最基础操作。但在当时，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
蠢苞这些先进的玩法，是强行将改革浪潮，提前吹进这座华北小城。当然，也只有他们这些，拥有特殊背景和信息渠道的人，才有这样操作豪赌的魄力。一如其他几位从北京外放基层的太子党，他们开阔的眼界，自带的政治资源优势，无欲无求的工作作风，在区县一级，是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
全县工业总产值，从1982年蠢苞初来乍到时的8977万，到1985年蠢苞离任时，已经达到了2.48亿元。而在1984年，他完全执掌全县的唯一一个完整年度，增长达到了61.8%，而同样也是1984年，全国农业大丰收，正定县也在当年创下粮食产量历史记录。
三年间，全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而在蠢苞当县委书记的1983年秋天，到离任的1985年夏天这段时间，正定县的发展速度，几乎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自然条件风调雨顺，政策环境如沐春风，发展结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1984年6月17日，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正定翻身记》登上人民日报，这位刚刚度过31岁生日的年轻县委书记的事迹，再一次传回北京的叔伯的耳中。
现在，除了过于年轻的年龄与职务级别不相匹配之外，县委书记蠢苞的晋升，可以说已经无可非议。同一年，作家柯云路的小说《新星》横空出世，内容是32岁的太子党李向南，被下放到山西省古陵县，当县委书记。
两年后，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热播，而因为创作时间和事迹，与现实中的蠢苞接近，这部作品也在后来，被认为是作者以蠢苞为原型，创作的八十年代官场爽文爽剧。
第三梯队为应对文革结束后，大批老干部重出江湖，干部队伍老化，文化水平低下，知识结构陈旧的问题。
邓小平首先在1982年，推出中央以及各省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建立起退休制度，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逐步将老干部排除出权力舞台。随后又将所谓的干部四化写入党章，开启推动全国干部换代。
1983年，在干部四化的基础之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要建立省部级干部后备名单，选拔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的第三梯队。项目具体由中组部青年干部局负责。
1984年，中组部的考察组奔赴各省，开启了这场，影响未来四十年，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考察，考察组当然清楚，蠢苞的父亲习仲勋与胡耀邦交好，而且蠢苞在正定县大刀阔斧的工作，确实声名在外，顺理成章，成为了考察组在河北省的头号考察对象。
而早在1982年，对蠢苞的考察报告，就已经递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曾经是习仲勋，在中共西北局时期的下属。1982年，何载奉命到河北省，调查肥乡事件，调查途中 他“听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蠢苞，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很受欢迎。便临时更改了行程，专程到正定县进行考察。
1982年12月 何载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件中说：
正定县的蠢苞同志，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是好苗子，信得过，放的下心。两天后，这封信得到胡耀邦批示，要求研究具体如何配备，如何提拔。两个月后，何载再次上书胡耀邦，这次他说：
扶上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蠢苞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第二天，胡耀邦批示：
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何载第三次上书胡耀邦谈蠢苞，是在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考察后。
蠢苞等十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集中汇报工作。何载在这次的报告中说：
蠢苞同志有战略眼光，有”工农联盟“的思想，我们感觉到它是个栋梁之材胡耀邦看了他的简报，在“栋梁之才”四个字下面画了三条横线。
何载的访谈，只说了他对蠢苞的几份考察报告，都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
但他没有讲的，是以他当时的级别，他的信件和报告，想要送到胡耀邦的手中，还必须经过哪几个人的手。而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又是谁的亲密朋友。最后，1984年中组部青干局的考察，蠢苞这样耀眼的新新一代明星，自然是入选了第一批次的第三梯队名单，没有任何的悬念。
豪赌旅游业1984年12月，已经在等待升官的蠢苞，推出了它的新项目”荣国府“，这是它在正定县，主持的最大项目，
这个今日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仿古建筑群落，是1987版红楼梦的外景拍摄基地。1983年，央视筹拍电视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
蠢苞看到商机，认为可以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随着红楼梦的播出，正定旅游业将如虎添翼，大赚一笔。
蠢苞靠着在北京的关系找到央视，顺利的接下与央视的合作项目，但正定县囊中羞涩，项目预期投资，高达300多万元。而当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仅有1300多万。80年代初期，旅游业尚未大规模兴起，投下如此巨资，兴建一个前景未卜的旅游项目，正定当地非议不断。
最终县财政给出的拨款，仅有27万元，可谓是杯水车薪。放在今天，这样的好项目，自然有城投公司开发，但当年城投公司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玩法，也不存在，实际上，那个年代的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从银行进行贷款融资的渠道。最后，是蠢苞找到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才拉到了石家庄市几家大型国企，集资了300多万元入股，项目得以开工。
蠢苞在正定县最大的这场豪赌，还未揭开底牌便提前结束，一纸调令，让蠢苞退出了游戏。
1986年夏天，荣国府落成：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两个月的拍摄结束，电视剧还未播出，荣国府就已经成为火爆景点，当年国庆节，便排起了公里长队，1986年营业不足半年，仅门票收入，就达到了221万元，凭门票收入一项，便已经收回了接近一半的直接投资，如果再算上1700多万的旅游总收入，这个项目赚得是钵满盆盈。而力推项目上马的蠢苞 ，早已经在一年多以前，以完人的形象离开了正定。
去厦门县委书记蠢苞政绩斐然，背景卓越，通过了中央组织部的考核，进入了第三梯队，省部级干部后备名单。
它将在1985年升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为它寻找一个，看起来相对足够好的新职缺，最直接的晋升路径，当然是在河北省内。
关于蠢苞为什么未能在河北省晋升，最流行的说法，是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反感他们这些太子党下放镀金，故意阻挠蠢苞升迁。这个传闻，始于高扬去世后的2009年5月，说是在河北期间，有中央高层建言，让蠢苞进入河北省委常委，被高扬婉言拒绝，两人从此结怨。
但蠢苞在河北任职期间，仅是县级干部，距离省委常委，至少还要爬四个台阶。所以，让蠢苞在1985年进河北省委的说法，完全是天方夜谭，简直是离了大谱，毫无中国官僚体系的相关知识可言。
而蠢苞在河北，真的就没有获得晋升的机会吗？
1985年5月，蠢苞首次访问美国，它访美的身份，并不是正定县委书记，而是石家庄玉米考察团的团长。
蠢苞以这个身份出访，表明它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经是石家庄市，或石家庄地区更高职务的人选。
而就在蠢苞离开河北后的五个月，邻近的无极县委书记栗战书，就越级晋升了石家庄地区行署专员，时年35岁。显然当时的河北省，并没有对于年轻干部的歧视。而如果蠢苞选择留在河北，栗战书当年越级晋升获得的行署专员位置，极有可能会落入蠢苞的囊中。
蠢苞离开河北，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北京的神秘力量，像蠢苞这样，有特殊背景，有政绩，进入了第三梯队名单，中组部青年干部局，重点考察的人，除了在本省晋升之外，还存在被跨省调配的可能。
到8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主旋律，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职位，自然是远远好于河北省的选择。而沿海开放城市之中，最亮眼的位置，当然是习仲勋在广东任职时，创造的深圳特区。
不过，也许是出于避嫌，或是缺少职缺上的机缘巧合，蠢苞并没有获得，在深圳或珠海登场的机会，最后调配的结果，是一纸调令，南下福建厦门。
而关于蠢苞获得厦门市副市长职位的故事，传说与当年的福建省第一书记项南有关。项南1918年出生，比习仲勋小了5岁，似乎是习仲勋的老部下。但实际上，项南与习家交好，是源自他那个1899年出生的父亲项与年。
1940年代，项与年在中共西北局工作期间，和比他小了14岁的习仲勋结为忘年之交。两人交情之深，甚至连项与年的墓志铭，都是习仲勋所写。进入新时代，习仲勋与项南又同是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改革开放初期，两人分掌临近省份福建和广东，是以继续交好。
蠢苞到福建工作，除了关系到位，还需要有合适的职缺。而好巧不巧，厦门市正好就有一位副市长安黎去职。
这个安黎副市，也是大有来头，她是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也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媳。
1983年，安黎已经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副秘书长，自以为上进的安黎，瞒着胡耀邦，自己直接找到福建省的项南，要求南下镀金，总书记的儿媳，项南不敢怠慢，给安排到厦门市副市长的位置。
但安黎志大才疏，到了厦门不改豪门千金的派头，长期吃住在厦门宾馆 (“厦门宾馆” 实际应该是鹭江宾馆)。还时常打着胡耀邦的旗号，事情无分大小，动不动就去找项南，通过告状工作，搞得自己在厦门干部群众关系极差。
后来安黎的情况，被保守派的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党内不正之风的典型提出，令胡耀邦无比难堪。
安黎在厦门混不下去，胡耀邦也狠狠的丢了一把脸面，只能赶紧把安黎调回北京，安排个闲差，继续当她的花瓶。
但安黎调出后，厦门市却懂事的提出：
请求继续从北京派出一位副市长。就这样，这个量身定制一般的职缺，从天而降。32岁的蠢苞，顺利的爬上了特区副市长的好位置。
1984年5月，蠢苞飞赴美国，考察玉米的种植和加工，这一次的美国之旅，也成为了蠢苞在正定县的毕业旅行，这次旅行令人大开眼界，但真正收获到的东西，却与玉米无关。
待它再一次回到，它忠诚的正定县委，等待它的是一纸调令，它被跨省晋升为厅级干部，这位新一代的传奇，顺利的以创纪录的高分，打通了官场第一关。
当年仕途最好的是刘源，算是对刘少奇被迫害惨死的补偿，邓小平对刘源一直重点培养。
因为八九六四，刘源对军队镇压学运持反对意见，失去了邓小平的青睐，最后被边缘化了。
薄熙来没有参与学运的表达立场，因其性格独断专横爱出风头，后来被当时的太监集团掣肘压制。
蠢苞的立场是赞成镇压学生，平常又扮猪吃老虎，装傻似呆，最后杀出了太子党的重重包围，获得垬匪最高权力。
凡事都有利有弊，八九六四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当年学生们能退让一步，赵紫阳一批改革派不下台，慢慢熬死中顾委老家伙，再培养一些年轻有文化的开明派接班，现在中国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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