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产权意识，就不那么清晰。的确，中国人有借据，有债权，房产和地产也有房契和地契。财产是谁的，大体有个准儿。但是，如果把皇帝放进来，这事儿就模糊了。你的财产，如果皇帝要，你给不给呢？答案是当然要给，不给也不行。哪怕你贵为王公，皇帝一纸令下：抄家！你的钱就都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了，谁在乎你一介平民。

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的兵根本不是英军的个儿，英国人指哪儿打哪儿，没有打不下来的。但是，前线的将领，向皇帝汇报，却总是说他们赢了，毙敌多少多少，击沉敌舰多少艘。但是，如果所在的省城被英军攻下，这个谎就不好扯了。但这个，对英军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广州前线的清军将领，为了不让英军攻城，答应给英军赎城费，前前后后，一共给了600万两白银。要知道，最后南京条约，也不过支付了2100万两赔款，在当时，这笔钱可是不小了。英军反正也不是来攻城略地的，他们的意图，无非是逼中国打开大门，只要最终门是会开的，中间挣点银子，也乐不得的。

这么大一笔钱，都是广州的商人出的，前线将领，以皇帝的名义逼他们出，他们不得不出。不仅广州，杭州也支付了400万两赎城费。南京被兵临城下的时间最短，但也付了300万两。这些钱，保住了地方官和前线将领最后的脸面。否则，一旦城破，按大清的法律，他们不自杀，就得耻辱地被杀。

这么多银子，又要的这么急，只能从商人那里拿。广州、杭州和南京的商人，被人无端拿走这么多银子，没有一个人喊冤，都认了。因为当权者是以皇帝的名义要的，不能不给，给了就白给。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所有的财产，都是皇帝恩赐给你的，想收回，你没脾气。

然而，时间走到了1911年，当朝廷要各地的绅商把自己办的铁路交出来，收归国有的时候，绅商们却不干了。其实，这回的铁路国有，并非白抢，而是要付费的，但是，绅商们说，我们不乐意。铁路商办，产权是我们的，跟不跟国家交易，是我们的权利。

70多年过去，尤其是在1903年新政之后，绅商们在报纸、学堂、学会和谘议局的启蒙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皇帝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了皇帝。他们是纳税人，正是他们的税款，才让皇帝和政府可以生存。他们的钱，是他们自己挣的，不是皇帝的恩赐。[b][/b]

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有人以皇帝的名义要收回他们的权益的时候，他们就抗争了，文的不行，就有人来武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一把火，恰好在这个时候烧起来，原本支持王朝的绅商们，也就跟着反了。

发生这个转变，最大祸根，就是一些粗浅道理，最终被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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