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为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萍之末。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 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了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做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做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负责办公室典史，叫做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做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这个职位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划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不够。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的滋润。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到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尤其是在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朝，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吏胥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 “ 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 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入，暮各持金而回。” 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么个讨钱使用呢？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管，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干活，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侯方城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论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要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到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做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让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只要人数不缺，就够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做“买闲”。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发下牌票——这是一张纸，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朱字签押，盖有官印，作为差役执法的凭证——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便可以上门讹诈。《几亭全书》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 , 设酒送馈。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 , 此番所费二三两 , 手头愈空 , 钱粮愈难完办 。”


还有更绝的。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陈这样的胥吏，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下乡随意找人讹诈。反而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书集成》里如此记录：“每一快手一二十两 , 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 , 原非为催粮计 , 不过借印票在手 , 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 , 又多良善之人 , 彼即有完票在家 , 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可见区区一个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也能打开一片天地。不消说，刘选、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孝敬陶、陈两位。很快，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他一直在皂班当差，这次应役期满，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传个消息，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比种地轻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陈二人。他们一番运作之下，王廷用成功买闲，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继续呆在衙门。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钱银的工食。

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王廷美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打算弄个胥吏干干。这事儿陶、陈能办成吗？也能。

县衙里的胥吏，来源大多靠佥充，即从地方上选拔而来。只要你身家清白，年纪没过三十，而且通过了业务考核，就有机会充任。不过吏职少，申请的人多，因此朝廷立下个规矩，叫做“行柱定参”。简单来说。你取得了佥充资格，并不会马上授职，而是作为“候缺吏”写入“公格眼簿”，排上队。什么时候吏职出缺了，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顺序，依次参充——这叫行柱。



行柱排序的门道很多，有超参行柱、陛纳行柱、农民行柱、截参行柱、东征行柱等等，算法各不相同，彼此之间还有优先级。但是，越复杂的规则，越容易被经手胥吏玩出花样来，什么恋参、压参

超参、指参、争参，让人眼花缭乱。



陶、陈为王廷美准备的花样，叫做“越次争参”，就是通过涂抹、篡改公格眼簿，把他的候选排名挪到最前头，一有吏缺，立刻便能授职。



于是，王廷美就这样被运作进了户房，成为陈佐的同事。



可巧在这一次佥派结束之后，屠主簿病逝，新来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陶、陈、王三人赶去巴结，很快成为其心腹。有这么一尊神上头镇着，他们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们看到，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陶成、陈佐两人上结主簿，横勾六房，下联快手、皂隶，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吏、役，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之后，都干了什么事呢？史无明载，不过后来官府在审判这个集团时，批语里用了四个字——“生事害人”。字里行间，可以想象是怎样一番寻租的热闹胜景。



转眼之间，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到了缴纳粮税的时节。



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这会儿，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粮完税之外，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叫做“解户”。



要知道，粮食不会自己走路。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还得集中起来，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才算完。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聪明得很，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也就是说，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



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被称为“解户”。



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都不一样。



篇幅所限，咱们只介绍涉案人员的情况：杜山一户，解送本仓禄米二十五石；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共运广丰仓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其他五十七户也各有任务，不过与这个故事没关系。



根据流程，解户要准备一扇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



这份文簿，即是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



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



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都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做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么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划，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



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



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



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户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份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计划分配完毕，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需要缴纳二斗七升。他嫌有点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可他跟陶、陈二人关系不错，深谙寻租之妙。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落到自己口袋，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



杜山为此十分愤恨，要知道，解额如果不足，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王廷用这么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若是陶陈二人也就算了，你一个皂隶怎么也敢凑过来讹诈？



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皂隶也是没法惹的。不提别的，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产。



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权力小到可怜，可即便如此，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







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户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放心归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还差二石五斗；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这五个解户，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将近四吨。



如果是别的时候，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可不巧的是，在去年——也即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分列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四柱，以杜绝积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到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在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县查明的，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陈佐嗅觉灵敏，胆大包天，一听胡知县的口风，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他身为户房算手，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陈佐把杜山、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倒霉了，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要判重罪。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


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听到陈佐还敢要钱，坚决不肯给，转身走了。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出钱免灾。陈佐收下二两银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胡知县在垫江做官，并不熟悉彭县情由。钱粮短缺，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但到底是谁侵欺，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

陈佐抓住这个破绽，找到吏房的陶成，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叫做江张本舟——其实就是把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古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



接下来，陈佐上报胡知县，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他大笔一挥，判决两户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数追缴前粮。不过大明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胡知县给开了个价，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这七十二石罚款，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一人三十六石。

“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他们虽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只苦了杜山。本来五人均摊罚款，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判完案子，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时发给彭县主簿，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逃过一劫。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自承当时自己“陷入死地”，几乎走投无路。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说，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杜山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不用受这么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了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一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重点放在了“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这一剑，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数还不止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这一招就更狠了。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么陷害的，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了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了，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忙，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一面之辞。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这也是一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一个是快手，一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了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叫刘本敖，一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了。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儿给拖没了。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一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弄了半坛子酒、两斤肉还有一盘面，等着刘景高到来。



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看到有人设宴款待，自无推辞之理。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吃得十分尽兴。言谈之间，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他假意殷勤，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闺名叫八儿，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跟刘本敖有一腿。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



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次日起来，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刘本敖却说不急，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牌票哪及白嫖好，办事不如办人忙，从此深陷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



刘景高不光是免费享受美色，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陶成出了一两二钱，王廷用、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凑了二两九钱，送给刘景高处。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日子过得美美的。



这边厢刘本敖用美色拖延，那边厢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仔细研读了一下，发现一件怪事：这个牌票上面，陶、陈、刘、王等人俱在其上，可是唯独缺了王廷美的名字。



前面说了，王廷美是王廷用的亲戚，之前借陶、陈之力进了户房，也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不过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王廷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



王廷用一直怀疑，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诉状怎么写得如此犀利？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从中指点，如今看来，八成就是王廷美，不然怎么牌票上没他的名字？



好哇，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



王廷用大怒之下，向陶、陈二人说明真相，那两个人又连忙禀明主簿王仲杰。几个人头碰头，想出一个坏主意。在这之前，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吏私收纸罪银五钱四分，王仲杰直接把这个罪过栽到王廷美头上，不容申辩，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投入牢狱里。



这一招釜底抽薪，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没有王廷美支招，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一来二去，时间进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赵氏再漂亮，刘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无论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十一月初一，刘本敖在街上溜达，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他忽然一抬头，看到自家一个亲戚。



这个亲戚叫鄢乾，跟刘本敖是表兄弟，家里尚算殷实。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家里人出了十五两银子，给鄢乾捐了一个彭州司狱司的候缺吏，那一年他才十二岁。



地方吏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佥充——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陶成、陈佐、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要么是通过罚充——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监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吏。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做告纳。说白了，就是所谓捐钱买职。



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当时的价格是，州县典吏二十两，卫所典吏十五两。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



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转任成都府，仍为司狱司候缺吏。到了嘉靖二十九年，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轮完值，请假返回彭县，打算问家里拿点零花钱。

刘本敖一看是他，大喜过望。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正好能用得上。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吃喝一通，然后提出了要求。

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当然，亲兄弟，明算账，陶、陈、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给鄢乾作为酬劳。鄢乾却不过亲戚面子，自家又有钱拿，便欣然答应下来。这事果然办得及时。

十一月初三，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再次上堂提告。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前来彭县拘人。也恰好在同日，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

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没法直接干预牌票。他走到四川布政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撞见一个老同僚。这同僚叫黄德，在成都府户房做吏，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鄢乾想到，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便问黄德，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

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事涉钱粮，多大干系，他怎么就敢在布政使司门口随意谈论？黄德有心推辞，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估计还留在一堂，没有落房。

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有心劝了鄢乾一句：“本府老爷法度甚严，你年小不知利害，快莫坏事。”黄德这句话，绝非虚言恫吓。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叫做蒋宗鲁。

蒋宗鲁是贵州人，普安卫军籍出身，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此人能文能武，行事极端方。驻守成都时，蒋宗鲁每逢初一、十五日，总要焚香起誓，诵读祷词：“贪婪害民，天必谴之；忠君爱民，天必佑之；有利即兴，有弊即革，凡我僚属，相以勉之。”

这个不是政治作秀。蒋宗鲁在成都知府任上，一直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实事。后来他转任云南，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理石入京做屏风，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愤而上了一封《奏罢石屏疏》，冒死直谏。这事终于罢免，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被迫告老回家。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你还想舞弊挑事？疯了吧？

说完这话，黄德便离开成都出差去了。鄢乾对蒋老爷心存忌惮，有心把三两七钱贿款退还刘本敖，可他有本职责工作，不敢擅自回彭县，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寻思着下次回家捎回。

这边黄德办完差回来，心里可犯了难。按道理，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应该立刻举报。可这样做，等于跟鄢乾结了仇。可不举报，万一鄢乾真是失心疯，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事发一审，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黄德心下犹豫，便去堂前查了一下，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一查才知道，还好，鄢乾没办成这事，黄德也就放下心来。

这时成都府发出了第二张牌票，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人。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陶、陈、刘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事情怕是要坏。他们商量不出结果，决定去找主簿王仲杰拿主意。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无意中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

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很上心，一看牌票里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上前一把抓住刘本敖，去往王仲杰那里见官。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把陈氏打了一顿，撵出公堂。杜山听说以后，心里更是恼怒，等着催第二道问牌票到彭县，有你们好看。

说话间，杜廷玉抵达了彭县。代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派出一个叫刘兴二的快手，赶往杜山家里。刘兴二先吆喝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然后将其当场锁拿，送进了县狱里头。

等会儿，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陈、刘、王四个人吗？抓杜山干嘛？

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必须要先把他控制住，然后才好幕后操作。王仲杰老于宦海，深知关键所在。他明面上催促刘兴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做做样子，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怎么脱罪？

陶成、陈佐二人当晚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分别叫做高汝冲、赵伟和段自成。陶、陈在赵伟家摆下一桌酒席，请三位吃饱喝足，然后说出了脱罪的计划。首先陶、陈二人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是诬告。既然是诬告，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

撤销之后，杜山所积欠的解粮和罪谷，还得如数交清。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接下来高、赵、段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平日跟杜山关系良好，情愿替他缴纳解粮和罪谷，替他免罪。

这笔粮食，亦不用他们三人真出。陶成、陈佐各出十四石二斗五升，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五石，凑出三十八石五斗，恰好可以抵消杜山积欠的二石五斗解粮和三十六石罪谷。

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打算花钱免灾，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换杜山闭嘴。这个方案代价不菲，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

杜山被关在彭县监牢里，出了不少苦头。他听到陶成、陈佐提出的方案之后，虽然心中不爽，可这已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只好点头同意。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陶、陈先去禀明主簿王仲杰，说杜山自承诬告，自愿销案。然后段自成出面，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表示愿意交粮赎罪。

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王仲杰和刘兴二解释了几句，说案子一场误会，县里已经解决，让他不必提人。一场危机就此弭平。可让彭县小集团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安排妥当，那边又出事了。事情出在刘景高身上。

他贪恋赵氏八儿，一直滞留于彭县不归，这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吏杨汉采，一查记录，发现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的牌票，到十一月中还未缴还，持票人刘景高也一直没回来。杨汉采当即又发出一张牌票，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童生，去拘刘景高的歇家张万益。

歇家在明代是个特别的职业，营业范围很宽泛，举凡生意买卖、媒保做纤、荐工借贷、诉讼写状之类，什么都能做，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尤其是在官府事务上，歇家很重要。比如老百姓告状时，得有歇家做保，官府才收你的呈状；比如官府收押犯人，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就由歇家做保领回去关着；再比如官府要解送或提审人犯，歇家可以包当“防夫”或“解户”，为其押送犯人做保。

刘景高和张万益的关系，就是最后一种。张万益是解户歇家，是他推荐刘景高担任“防夫”，负责官府的各种解送任务，而张万益则为刘做保。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官府自然得要找张万益的麻烦。

可惜张万益外出未归，于是成都府派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把他母亲章氏锁拿关入府仓。章氏在里头战战兢兢地呆了好几天，直到蒋知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张万益回来以后，看到母亲如此遭遇，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那个混蛋。

经过这么一闹，成都府想起来了，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到？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是因为刘景高失踪，情有可原；可本府明明又派刘兴二送去了第二次牌票，怎么还是寂静无声？

结果，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由一个叫齐表的快手持票，会同张万益一起，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兼提人犯。这一次牌票，谁也躲不过去了。

张万益把刘景高从赵氏闺房里拎出来，气哼哼地往成都拽。齐表还要把涉案四人带走，可王仲杰出面解释，说案子已经销了，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陶成和陈佐分别派了堂侄陶田、父亲陈春，会同张万益、齐表、刘景高先去成都。陶、陈、刘、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即至。

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陈春、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请刘景高、齐表、张万益喝。喝完以后，这一行人来到铁五显庙街，寻了一处旅店投诉。到了二十七日，刘、齐、万三人来到承流坊下，等着陶成他们到来。

这时刘全敖——就是拘捕张万益母亲的那个水夫——跑过来，责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从成都到彭县也就一天路程，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些人犯俱各有事，我得等他们人凑齐了，才好回来缴牌。

刘全敖说我为了你这事，几次被上司责问，你得赔我点人情。刘景高本不想给，可是他的歇家张万益却坚持得给，他只好把陈佐贿赂自己的银两里分出四分，给了刘永敖。张万益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呆了几天，你看着办。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两钱五分，算是给章氏压惊。

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继续站在承流坊下等，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陶、陈、刘、王一个都不见踪影。他起了急，只好再返回彭县，继续催提。那四位却一点不急，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粮食都补缴了，再拖几日，一俟粮食入了府库，账簿一平，这事便能抹个干净。

摆平了刘景高，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惊无险，这趟麻烦算遮过去了。可陶、陈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手下那两个闲汉却坏了事。

前面说了，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其中刘本敖、王廷用各出了五石。这俩货平时只吃不吐，这次被迫割肉，简直心疼到不行，觉得必须从别处找补回来。于是他们俩又跑去恐吓王廷美，说他犯了侵收纸银的重罪，讹了三钱五分银子、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价值三钱七分的黄豆八斗。

要说王廷美也挺无辜的，好好在户房干着，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便被打入监牢，吃了几天牢饭，还被刘本敖、王廷用几个宵小反复敲诈，出血甚多。

泥人也有土性。王廷美愤愤想到，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行，爷这次就亲自去告一回！他径直跑来成都府，把陶、陈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一古脑全说了出来。

这次接状的，仍是直堂吏杨汉采。他一看，咦，这案子有点眼熟，好像是之前那桩久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后续。杨汉采觉得这事自己没法自专，上报给了知府蒋宗鲁。蒋知府一看，好嘛，钱粮这么大的事，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简直视大明律如无物！

蒋知府异常震怒，亲自做了批示。仍由杨汉采写了一张牌票，派人再去彭县提人。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吏，而且要即提即走，不得耽搁。

这么大动静，成都府内部先传了遍。鄢乾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非常惊慌。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自己必然不保。他猛然想起，刘本敖给了自己的贿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赶紧跑回去拿。

拿到了银子之后，鄢乾不知该怎么处理。他思前想后，居然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计策。他趁着晚上公廨无人，偷偷把这封银子扔到户房黄德的桌子上，要行栽赃嫁祸之事。

黄德原本出于好意，没去举报，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反而要被鄢乾陷害。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童恰好在附近，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心中生疑，紧追过去连问是谁。鄢乾不敢回答，只得闷头跑，跑到库楼下面时，一不小心，把自己头上的吏巾掉落在地。

吏巾不是头巾，而是吏员专用的软帽，平顶露额，正中一道折，背面一对乌纱帽翅。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样式，但又多了一对官员用的帽翅，正好符合吏在官民之间的地位。

黄春童当即把这顶吏巾捡起来，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然后把黄德叫过来。黄德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对鄢乾再无什么愧疚之心，把这两样东西直接交到了知府蒋宗鲁手里。

蒋知府闻言，立刻派人将鄢乾收押审问。这位鄢乾别看只有十六岁，心思却颇歹毒，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还要胡乱攀咬，说陈佐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采白银七钱五分云云，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

蒋知府把鄢乾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到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这一次再无侥幸，陶成、陈佐、刘本敖、王廷用以及陶田、陈春等人，乖乖被解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户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闲、王廷美越次超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蒋知府没想到，区区一件解粮案，牵扯出这么多隐情。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能在彭县如何嚣张？他立刻发下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簿王仲杰来府上问话。

其实蒋宗鲁并没打算把案子办到主簿这一级，彭县知县、县丞一直空缺，主簿再落马，县里群龙无首了。所以他在文书里还特意说了一句“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了。陶、陈等四人被解往成都府以后，他惶惶不可终日。等到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夜里二更时分，堂堂的彭县主簿王仲杰居然绕过成都府派来的耳目，翻过衙门后墙跑了。这可真是多少年都不出来的奇闻。成都府没奈何，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解送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把陶、陈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全抖落出来，王仲杰庇护纵容刁吏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这一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积年龌龊，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一共有十八个人被判刑。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还有那四个未完解粮的解户，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彭县主簿手下的几个小吏，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防夫、快手、水夫，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氏八儿、受贿栽赃的鄢乾、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益，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他们俩一个解粮未完，一个当初贿赂主犯越次进入户房，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都免除。。所有涉案人犯里最无辜的，要数那位户房老吏黄德。他虽然举报有功，可在审理中发现，他当初听见鄢乾徇私的要求，没有及时报官，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繁，但内情不算复杂。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陶成、陈佐两人，杖一百，徒三年，而且要先在衙门前站枷号一个月，以儆效尤；刘本敖罪减一等，杖八十，徒两年；王廷用再减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不过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杖刑，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终身充军。

赵氏八儿、杜山、刘景高、张万益等十几个人，分别判处杖八十，但允许用钱粮折免。只有王廷美和黄德，他们虽然犯律，但情节轻微，态度又好，蒋知府法外开恩，把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鄢乾。他先被判杖八十，然后被褫夺了候缺吏的身份，革役为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毕竟案子里没闹出人命，涉案金额也不大。人犯们忙来忙去，都是几分几钱地抠着银子，最大的一笔赃款，也不过陶、陈向那六十二个解户索要的四两九钱六分……有意思的是，在这份档案后，还附了一份“照出”。

“照出”里开列的，是犯人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术语叫做纸银——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如鄢乾、黄德等人，得掏纸银二钱，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银一钱。“照出”里还特意写明，刘本敖贿赂鄢乾的那三两七钱银子，由黄德上缴，充入府库。

一干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只有一个前彭县主簿王仲杰。这位腿脚挺灵便，比香港记者跑得还快，出逃之后，成都府一直没逮住他。蒋知府没办法，给王仲杰的原籍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提请当地有关部门一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拘拿。至于后来到底王仲杰有无归案，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也没什么诡谲凶残的情节，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 但它却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胥吏们的日常生态。

从户房的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在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陈佐得知胡知县查侵欺案时，第一时间不是惶恐，而是又借机敲诈杜山；刘景高奸宿之余，还不忘问刘本敖讨好零花钱；刘本敖、王廷用补交了赔款之后，一定要再勒索王廷美来找补。就连负责催促牌票的小角色刘全敖，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讨要辛苦费。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胥吏之害、之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