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度过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后来考上了一所大学。在主动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回到县城以前，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女儿也可以这样长大。

结果发现，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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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里，女儿三岁以前，没去过早教班。另一位妈妈说，上幼儿园之前，小朋友就该抓紧时间玩，有条件就带出门旅游，等一上学，就没那个时间了。

我感到诧异，玩乐这件事，随时可以进行，为什么上学就没时间了？

‌‌“以后要读书，要学习啊。‌‌”她解释。那时我还没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县城的小学，名义上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在人们心目中却有公认的排名。

县城原有三所发展均衡的小学，将城区划分为三分，供住在附近的孩子就读。这些年来，我曾经读过的小学因为小升初成绩优异，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重点，不断吸引人们在附近租房买房。

学校周边是繁荣的农贸市场，以商铺为主，居民区本来就不大，可流转的房子不多，加上最近几年村镇人口涌入县城，人越来越多，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小学，于是学校附近的房子越来越火。

起初，家长之间传出一些不确定的消息：由于适龄入学的孩子太多，学校有可能会按照顺位制选择学生，条件处于劣势的孩子将被筛选到郊区的学校。

而郊区只有村小和一所在建的小学，谁也不想去。

一开始听到的版本是，住在学校划定的街道范围，都可以入学；接着又有消息说，即使租户也未必入选，房本必须得有，写老人名字还不行，只能是父母的名字；传到后来，还得有缴满半年以上的用水用电凭证。

我庆幸，我们家的房子就在学校斜对面。但出于焦虑，我还是好几次打开家里那本用了几十年的户口簿，确定女儿的名字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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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入学时，学校计划招7个班，后来调成8个班，每班近60人。

这几年，学生人数增长，场地却不见扩大，课间全校学生到操场做广播体操，几乎每个犄角旮旯都站着一位学生。从后几届开始，一年级有几个班甚至只能借用外面的场地当教室，到重大活动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学校。

[b]学校有很多规矩，其中之一是，不可以带学习以外的东西去。

老师安排小组长，下课的时候搜书包、课桌，还有口袋裤兜，搜到的直接上缴，并拍照传到家长群里。搜罗上来的东西千奇百怪，零食、小玩具、零花钱、课外书、小仓鼠……大部分来自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被点名的家长回复：‌‌“老师批评得对。‌‌”孩子依旧喜欢带东西去学校，家长只有把钱转到儿童电话手表里，叮嘱放学时才能拿出来扫码付款。

县城的孩子回家方便，头几年家长负责接送，大一点后绝大多数自己步行回家。为了联系方便，不少孩子戴上了儿童电话手表。不过在某些班级里，电话手表被禁止使用，理由是‌‌“有些学生会控制不住，上课时拿出来玩‌‌”。

老师常在群里点名，要家长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学校。‌‌“没有XX练习册，你们家孩子只能干坐一节课。‌‌”老师说道。又或是要求马上去学校给遗忘的材料签字，因为‌‌“全班就等着你家孩子一个没交齐材料‌‌”。

大部分家长们尽量努力随叫随到。学校传达的任务之多，花样之繁杂，令老师和家长都疲惫不堪。要签字、要在群里接龙、要看视频、上传照片……老师忙着一天到晚催促家长，家长得不停看手机，以免错过了哪条消息。

老师每天强调最多的是‌‌“纪律‌‌”。

放学排队，如果有人在队伍里讲话（视参与的人数和严重程度），就算已经走到学校门口，老师也会命令全班退到教室门口，重新再整队走一遍。

女儿班上有个淘气的男孩，喜欢上课讲话，下课逗同学开心，同学们作文最喜欢写他，可老师们为之头疼，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故事，常讲的是这位同学的轶事，比如因为上课讲话太多，被老师用透明胶封住嘴巴，引起全班哄堂大笑之类。这些惩罚常常是被家长默许的。

学习进度也追求步伐一致。有个学生成绩优异，人也聪明，常偷偷把练习册多写两页。作为惩罚，老师让他把当天的作业重新抄写一遍。即使是提前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能在学校提前写。同学们之间互相检举，一旦被发现，被举报者作业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至于没写作业的，通常被要求到走廊补完作业才可回教室上课。

女儿既不特别调皮，也不是超前写作业分子，但她有自己的苦恼。她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写作业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不会做，或者做得慢，而是因为作业以反复抄写为主——看到不满意则立刻一整行擦掉，全部重写。

我劝她不用那么紧张，刚开始用笔，错一两个也没关系。这可捅了篓子，女儿哭着说写错一个字罚抄100个，怎么可能没关系。从此她做作业的速度变得非常慢，为了不出错而特别小心翼翼，有时还叫我帮她逐字检查有没有错的。到五年级时，终究还是被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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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小学时代，那些所谓的副科都是我喜欢的课程。

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通过音乐课，我也学到了基础的乐理知识，懂得看五线谱，会在老师的指导下打节拍，以及分辨各种乐器。体育课也玩得很高兴，拔河、跳绳……有很多项目；最有意思的当属劳动课，老师教大家怎么叠被子、怎么给开花后的玉米授粉，还有自然课学习做植物标本。

女儿刚过上小学生活时，感到非常中意，一个是结交了新朋友，一个就是可以上各种各样看起来好玩的副科。读一年级时，她领回很多课本，除了语文数学，还有《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综合实践》《努力跟党走，奋斗新征程》和《书法练习指导》。教室不能留书，于是她每天背着这个沉重的书包上下学，我不忍心，有时会替她背一会儿。自己以前嘲笑那些替孩子背书包的家长，原来我也一样。

上二年级时，女儿意识到，有些课最终都会变成语文或数学课，这些奇怪的课本到学期末也用不上。即使还在上的副课，比如音乐课，也只是学唱唱一两首歌；美术课，是标准化创作，每个人都画一模一样的云和太阳，下面一座四边形屋顶的房子。

女儿最喜欢体育课，喜欢在跑道上疯跑。但他们集合完有时看不到体育老师，有时是老师宣布跑个几百米就解散，更多的时候，是还没来得及下楼，数学或语文老师就走进来，说体育老师‌‌“学习去了‌‌”。

这句话代表着，这节课即将被征用。

学校开设了免费兴趣班，一周一节课。女儿曾学过一年尤克里里，最后也无法弹奏一首简单的曲子。中高年级以后，‌‌“如果能保证你成绩不被影响就去。‌‌”老师们强调。于是在五年级，竟空出好几个兴趣班无人报名。学校把这些不报名的孩子召集起来跳绳，跳绳有利于中考，是唯一被鼓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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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都争分夺秒，下课了还不舍得离开，做眼保健操时仍口干舌燥地讲着。孩子们只能跑去上厕所，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掌握了一个诀窍，就是尽量少喝水。

五年级时做了一次视力检查，全班五十多人，视力超过1.0仅不到十人。

课后写作业时间逐年上涨，通常会写到晚上十点，如果临近期末，往往弄到十一点，专项训练、期末复习……我陪到那个时间点也会感到疲惫不堪。复习一直延续到考试前一天，老师要求大家把所有试卷拿出来再读一遍。

曾经有无数个傍晚，我和其他家长等待在学校门口。五点钟放学铃响，作为放学最晚的一个班，女儿的班级可能要快六点才能出校门。‌‌“双减‌‌”后放学时间延长到六点十五分，到家时已接近七点。

学校教授的知识，无论难度或范围都远超我想象，阅读题我也没有办法答出完美的答案。女儿平时喜欢写故事，作文却从来得不到高分。我想从她的作文本里找到老师的评语，或像我小时候那样，因为写出一两句漂亮的话被老师用波浪线划出来，但是翻来覆去，只看到老师打的一个勾。剩下的是学生们之间模仿大人话语的互相点评。

期末时老师很高兴，宣布全班平均分再次荣登年级第一。

‌‌“素质教育‌‌”似乎只存在从学校拿回来的文件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几乎被知识和作业填充了，‌‌“分数‌‌”成为衡量一个学生的最主要标准，成绩考得好，你就能去更好的中学，再努力，就可以去更好的大学。

至于考上大学以后的事会怎么样，没人告诉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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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级开始，老师就不断提醒家长，学习难度增加，学生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为了升学，要早作打算。

‌‌“小升初‌‌”这件事，最早我想让女儿直升学区内的县中，再尽力考上市重点高中，就像我以前经历的那样。但打听下来，却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学生就近入学，这几年却越来越往县城外跑。生源主要流向三部分：一个是本地重点高中开设的初中部，一个是附近城市的重点初中，考不上的最后才去本地县中和镇中。越发达的城市，汇聚越多优秀学生，中考成绩越出色。从重点初中到重点高中，6个A+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但如何才能进入理想的中学？它以一种隐秘的、非公开的方式进行，我找不到任何官方的说明和解释。我并不在县城里工作，本地人脉和资源都有限，对整个过程感到迷惑，只有在接孩子放学时，才能和等待的家长们聊两句。

孟凡和吕波是我接触到的两位家长，他们的孩子刚升入初中不久，这方面经验颇为丰富。

首先，本地重点高中会在全县招100余名初一学生，名额发到小学各班，考试在小学毕业考试前进行。孟凡的儿子就通过这种方式进了本地重点高中的初中部。

其次，外出求学的学生也不少，吕波的女儿考上了隔壁市的一所著名初中（省重点）。进入这种学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在学校附近购房，二是通过考试。市里的学区房不便宜，家长又大多在县城工作，转手价值又不大，加上本地收入并不高，大部分还是只能选择考试。

六年级上学期，一部分孩子成绩不错的家长开始建群。他们互相传递消息，告知哪所初中要进行升学考试——消息的来源并不可靠，学校也没有固定的考试时间，一收到消息，只能让孩子请假，几个家庭拼一辆车，立即驱车赶往两小时路程外的学校。

因为考试时间和地点都不确定，很多时候都是漫长的等待，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找酒店留宿一晚。吕波带着女儿跑了二十几趟，成功参加了四次考试，成功上岸。以他的经验来看，除了成绩稳定地排名靠前的，学过奥数和英语的学生，一般也能通过考试，他女儿就属于这种情况。

笔试之后还有面试。接下来如果录取，学校会通知家长着手办理该市的居住证、劳务合同和租房合同，以保证入学手续的合法性。

欣喜若狂的家长们，这时要努力压制住发朋友圈宣布喜讯的激动心情。进入学校后，来自各地的精英会分成普通班、普尖班、特尖班，一个学期四次考试，按照成绩重新调班，优者上，居后者下。

这些来自县城的学生，一两周才可能坐大巴回一次家，呆不到24小时又要返回学校。疫情期间不能离市，家长们只得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和孩子们团聚。

吕波说：‌‌“别人都吃得了苦，我女儿怎么不行？就是应该让她有点压力，不能太轻松了。‌‌”不过，他考虑到初三时，还是把女儿转回县城，毕竟市里的高考录取名额有限，不如县城保险。

大部分中学都抓得紧，以跟时间赛跑的形式，从初一开始就进入高考备战状态。早晨6点10分起床，22点20分下晚自习，熄灯后再躲进被窝里继续学习。孟凡的儿子被同学投诉，就在于熄灯后，他吃零食的声音吵到了其他正在点灯复习的同学。

如果一所学校中分为普通班和重点班，后者的学习时间就比前者更长，得到的假日也更少。提前学完课本内容，再配以大量习题反复训练。无法拥有强大的师资，似乎就只能拿出吃苦的劲头拼命，人们似乎从这种方式中尝到了甜头——随着近几年一本录取率在增加，这种‌‌“衡水中学‌‌”的学习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学校复制。

它也可能会慢慢浸透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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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某个重点初中的招生信息，有家长说这是初升高的。老师说，家长们可以提前了解，暑假正是弯道超车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让女儿走哪一条道路。

《夏山学校》的尼尔校长说，‌‌“我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能快乐地工作、积极地生活。‌‌”我永远希望女儿能成为这样的人。

但在这里，无论去哪里，她的人生好像已经被大人们计划好了，学习和书本知识将塞满未来全部的生活，做题是唯一的活动方式，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情感生活，也没有人关心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你必须成为那样的人——唯有那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他们还是孩子，却提前被训练成了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