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亦默
“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是催收债务的银行信贷员，“王先生，您在吗？请问您能开门吗？”门外的语气逐渐急躁，这是对方第三次上门了。
屋里，王超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妻子周萍斜靠在卧室的床头，二人一言不发。前两次债务催收人员上门时，这对80后夫妻已经说尽了拖欠房贷的原因，这一次，他们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
敲门声不停，王超突然站起来，跑进厨房，拿了把菜刀，打开门大喊了一句，“就是没钱还！你们还要怎么样？”周萍吓坏了，从身后拦腰抱住他，带着哭声求他要冷静。
王超，原本在一家出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做销售，周萍，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的讲师，此前，两人月收入共约五万元。他们的住房计划是，先在河北燕郊买套房安顿，等积蓄更多后，再将房子置换到北京。2020年开始，这些计划都成了泡沫。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这对80后夫妻双双失业。
今年5月，燕郊的房贷开始逾期，夫妻俩透支了所有的信用卡、花呗、借呗，借尽亲朋好友的钱，仍旧无法补上贷款。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被银行起诉，房子将拍卖抵债。这个家庭从中产小康，到债务如山，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一个接一个坏消息2017年，周萍二十八岁生日当天，他们买了燕郊的房子。此前半年，他们看遍了通州、房山等北京郊区的房子，最终锁定燕郊。燕郊，虽属河北，但与北京通州隔水相望，距离天安门东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市区。因此成为囊中羞涩的“北漂”年轻白领们，首套置业的选择。
2021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燕郊西出口高架桥被宣布正式投入使用。
当年，燕郊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宣传标语，“半小时直达国贸”；“北京给不了你的，燕郊都有”；“永远有一盏灯，等你回家”。燕郊房价一路走高，均价达到每平米4万，热度一度超过了北京通州。
王超相中的是一套不到90平的两居室，正南朝向，采光优越，卧室和客厅都有大落地窗，看房的日子是个晴天，满屋子亮堂的阳光洒进来。夫妻俩觉得，“这像个家。”
小区的地理位置，让他们两人通勤的时间都能在一小时内。中介还说，附近楼盘新开不久，就售出了90%的房源，结果，王超和周萍从看房到交付首款，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房子总价280万，首付75万元。在湖北老家的双方父母，并不知道燕郊隶属河北，只听说孩子们要在北京买房，连连表示“孩子出息了”，于是拿出了各自压箱底的存款。四位老人还张罗跟亲友们借到了15万元，再加上夫妻俩婚后的全部积蓄，最终凑齐了首付。
房子月供8000多元，30年偿还。以二人当时的收入来看，并无还款压力。
王超，任职于一家面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出口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公司，工作是负责与海外客户对接、签订销售订单。订单旺季，他的月收入能有三万元左右。周萍，在课外培训行业教授初中英语课程，底薪不高，但每周近30课时的密集排课，也能保证两万元左右的月薪。
燕郊，是这个小家庭梦开始的地方。王超回忆，周末，只要不加班，他们就会一起出去逛街、郊游、露营。每个月的收入除还房贷和日常开支外，还能剩下一笔钱。王超会用盈余购买一些小额基金理财，周萍则喜欢看直播，享受“剁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
夫妻俩也有了备孕计划。“买房，绝不会亏本”，直到一年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时，他们还存着这样的信念。
2018年，王超发现，他没有像前两年一样涨薪。公司的说法是：传统汽车行业受到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冲击，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出口销售额下滑了。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市场客户纷纷取消订单，转向东南亚生产厂商。未取消的订单中，除了部分货物无限期延迟发货外，其他又面临着关税和物流成本的快速上升。
到年中会议时，公司成交数额已经下降了30%以上。这年年末，因为经手的订单量下降，王超的绩效大不如前，个人收入也下降了约20%。从那年起，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下载了不少新闻APP，关注了不少公众号，每天都刷手机看各类政经新闻。2019年底，王超在抖音上刷到，美国因“流感”而导致上万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新闻。
由于他负责对接美国客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看看美国的实时新增病例。“新冠疫情”，对王超而言，最初是从关心客户的处境开始的，直到变成自己的切身处境。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每年都要在武汉中转、然后回乡探亲的两人，这一年放弃了春节回家的计划。除夕夜那天，他们自己炒了几道小菜，喝了些啤酒，春晚还没播完，他们就关掉电视，洗洗睡了。这一年，王超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减少了40%。还完房贷后，就没剩多少了。
公司里，也似乎安静了许多，从前热衷讨论买基金、炒股票等的同事，话少了。有人开始打游戏消磨时间，“有时候一玩一个下午，玩游戏的时候，什么也不用想。”王超记得，同部门有一个年轻的同事离职。走的那天，在微信里简单告别，王超心想，他还年轻，没有房贷压力，换一份收入更加稳定的工作也好，“真羡慕年轻人还有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不行啊，我背着几百万贷款。”
王超收入锐减后，周萍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2020年，对周萍来说，是相对平顺的一年，不断出现的居家隔离，倒使上网课的孩子们多了起来。周萍在线上的排课、比以往线下培训更满，高峰时期，一周要上50个小时。每天早上八点，她起床洗漱，备课讲课、回收反馈，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
课程费加绩效奖金，这个小家庭每个月依然有近三万元收入。
不过，家庭收入缩水后，生活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萍的护肤品，从欧美大牌换成了性价比更高的日韩系；两人在家做饭的次数明显变多；比起连锁生鲜商超，两人更愿意去附近的菜市场。六月初，北京爆发疫情，王超也开始居家隔离，没订单的时候，他就打游戏，有时玩得晚了，周萍忍不住骂他两句，王超不反驳。他理解，养家之难。
2021年年中，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周萍，也失业了。
当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落地，过去一年里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赛道骤然降至冰点。
周萍所在机构，课程全线停摆，部门开始裁员，最先是考核业绩不佳的同事，之后是入行不久的应届生，周萍作为小组里年龄较大的“姐姐”，刚开始会向离开的同事们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没有心思说话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头上。两个月之后，她收到了HR的信息。
周萍说，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除了给孩子讲课，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胜任什么工作。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回到家已是傍晚。还在收拾工位杂物的时候，她就发微信告诉丈夫，自己也失业了。“现在形势不好，你也别太难过，先回家吃饭吧，”看着王超发过来的三个拥抱的表情，她哭了。
余额清零夫妻俩，还有一笔小小的存款，这是短时间内他们生活支出的唯一来源。
两个人都各自准备了简历，开始求职。周萍在BOSS直聘和猎聘等平台都上传了简历，但主动联系她的企业寥寥无几。每一次主动出击，回复要么是“不好意思，您的经历和我们的职业需求不太匹配”；要么是温度更低的“您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去年7月，为了增加收入，王超注册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准备下班后接单赚钱。可他不如那些多年的老司机，熟悉平台的接单规则，平时在北京市区内转悠得也不多，对路况的陌生影响了他的接单速率。算算每个月烧进去的油钱和时间，王超觉得，这是个亏本买卖。
一个月后，为了照顾情绪越来越糟糕的妻子，王超不得不辞职回家，两人月收入为零。即使吃穿用住都迅速进入了“节省模式”，这个小家庭一个月的固定支出也在一万元左右，其中房贷就有8600元。
每次收到余额短信提示，王超都忍不住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坐吃山空”。
大半年的时间，银行卡里的余额清零了。夫妻俩就先后办了四张信用卡，用“以贷养贷”的方式维持生活，很快，四张信用卡都透支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王超犹豫了许久，还是红着脸给父亲母亲打了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他脑袋嗡嗡作响，具体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末了，母亲对他说：“实在不行就回家呗，你们两口子住家里，至少吃住不花钱。”父亲说，“我和你妈有养老金，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们两个，不用操心我们。”
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更酸涩。
接下来，就是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眼看濒临断供，但开口还是感觉羞耻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两年前顺利买房上车的人，如今却到了需要接济的境地，“借钱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好像我们也没做错什么，但就是变成了loser。”
每一次张嘴借钱，王超都焦虑好一会儿才能发出讯息，最熟的几个哥们儿借遍了，“这半年老得特别快，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今年5月，房贷还是到了逾期还不上的那一天。
断供后，王超最怕听见的，是手机铃声。一开始，银行催收人员语气还挺温和的，跟他介绍一旦停贷，后续可能面临的是征信方面的限制，建议他“尽量不要停贷”。逾期三个月后，催收人员上门了，王超跟对方解释，最近实在手头紧张，借到钱就尽快换上。
说的次数多了，双方都变得不耐烦起来。再到后来，听见催收员的敲门声，王超每次都假装不在家。
他很清楚，停贷意味着什么。
逾期偿还月供，意味着违约行为发生，银行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王超将被定性为失信人员，他们名下的资产——房子，可能会被法院强制拍卖，成为“法拍房”。除了失去居所之外，失信人员的不良记录还会被纳入征信，影响日常生活。
王超咨询过律师，“法拍”的房子比起正常的商品房，价格低不少。第一次拍卖起始价大概只有正常价格的70～80%，二拍和三拍的价格更低，最后成交价格可能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信贷员秦玥，是上门催收王超夫妇的银行工作人员。据她介绍，她的客户中有近30%的欠款人无法及时偿还。
每次上门催收时，秦玥也是忐忑的，借贷人脾气温和的，只是闭门不出，或者承诺她会想办法；但也有性格刚烈的，打开门就是一连串脏话和辱骂。
秦玥说，“我和他们一样焦虑啊”。催收失败，就意味着无法完成KPI，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秦玥也有房贷要还——在老家石家庄买的新房子，贷款还没结清，楼盘已经烂尾了。
进入盛夏，在北京打拼了九年之后，这对北漂夫妻攒下的所有资产清零了。王超和周萍商量后，决定卖掉燕郊的房子，回老家湖北孝感生活一段时间。
做这个决定之前，王超编辑了好多次信息，硬着头发向大学室友借钱。对方并没有多问，就利索地转了五千块过来，但王超当时就下决心，再也不想这样借钱度日了。
王超跟父母谈过，计划回老家后跑网约车、送外卖、或者在当地企业里找一份销售的职业，“至少先吃饱饭。”
在这个时点卖房，就意味着赔钱。
自2017年春季开始，楼市调控连续加码，燕郊出台的新规明令要求“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及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1套住房”。燕郊房市逐渐冷清。
等到疫情爆发之后，从燕郊进入北京，需要提供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加核酸阴性报告，往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如今排起了看不到尾的长队。王超记得最夸张的一次，进入北京，他在路上堵了三个多小时。曾经作为燕郊隐形资产之一的“离北京近”，如今成了一纸空谈。
业主群里，有人吐槽，“附近原来三万二开盘的房子，现在一万八还没卖出去。”房贷还没还完的邻居也开始卖房、及时止损。按原价的八折出售，都无人问津。
王超算了一下，原来280万元的房子，如今想卖出去最多只能拿到170万元左右。联系了中介，对方给出的建议价格比他和妻子预估的还要再低20万，“现在的行情和市场，您也知道。”
最终，王超以购买价六折的价格把房子挂上了转手平台，期待着有买家可以将他们从眼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过，至今这套房子还没有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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