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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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抹平了一些差异，那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逐渐接受了与大城市相似的娱乐方式、流行文化，也因此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很多小镇青年来说，消费升级、消费场景的增多同时发生，但县城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没有同步增加。在消费趋同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割裂：有些人是真的消费升级，有些人则在被消费透支。
月薪2600 的“有钱人”林菲是个95 后，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襄阳老家的公务员。回到县城生活后，林菲一直想不明白，身边的有钱人怎么这么多？
她有一个00 后朋友，大专毕业，正在准备考编，这两年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备考，就是吃喝玩乐。去年冬天，光皮草就买了几件，花了上万元；平时去襄阳的美容院按摩，一次就花二三百；二百多元的美甲，网上看到喜欢的样式就去店里做；去神农架滑雪、去武当山爬山，朋友圈比很多一线城市的人还丰富。
与大城市相比，县城的薪资水平差了一大截，林菲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 块，但她觉得消费水平并不比城市低多少：每次和朋友们出去吃饭，稍微好点的餐馆，人均将近一百；周围人喜欢在路边的服饰店买衣服，也不是什么品牌，随便一件就要500、1000 块；玩游戏也都会充钱，几百块、上千块的，都没当回事儿。这两年，连电影票都从9.9 元一张一路涨到35 元，到今年过年的时候，要50 多块钱，“都看不起了”。
在东北的一个县城里，00 后的宋佳职校毕业，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有时去餐厅端盘子，有时去汽修店里帮忙，一个月只能赚1000 元。他可以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娱乐，发了工资，给自己买一双700 元的球鞋；跟朋友出去玩，吃顿火锅、自助都不算大花销；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月卡，一年1200 元；冬天天冷，他去室内球场，一个小时25 元，一个月也要几百。
生活在西部某县城的啾啾也是95 后，她做幼师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2600 元，但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啾啾都舍得给自己买。疫情之前，啾啾跟朋友去西安玩儿，在一个本地特产店，一小包茶叶300 块，一个平平无奇的工艺品400 块。店里说，可以邮寄到家，啾啾买了不少。那次去西安，三天两夜，啾啾一共花掉了4000 块，而这些钱，是她用了半年才存下来的。
相比一线城市，一些县城里的年轻人有时候更敢花钱，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一般工作稳定，没有租房或买房的压力，父母也还处于壮年，能在经济上给予帮扶，让他们有了“挣多少花多少”，甚至是“入不敷出”的底气。
他们的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年龄20-30 岁，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房，全款或者很少的贷款，或者与父母一起生活，有一辆十几万的小汽车；工作结束后有大把的闲暇时间，能和朋友聚会、喝酒、打牌，或者在网上消费娱乐，最常见的方式是网购、游戏、短视频、在线阅读。最重要的，是有很强的消费意愿。
陈乐是个典型例子。她26 岁，在县城开着一家手机维修店，已经结婚两年了，有房有车，都是结婚前两个人的存款加上双方父母的支持买的，没什么压力。平时自己也不做饭，婆家娘家轮流吃，三天两头和朋友下馆子。每天关店后，她喜欢打《王者荣耀》，买了一百多个皮肤；她也看李佳琦的直播，用的都是大牌护肤品和化妆品；每年出了新iPhone，她都第一时间买；看抖音直播或小红书，种草了什么东西也毫不犹豫就下单，每个月赚的钱基本都花掉了，“我都不知道攒钱要干嘛”。
直到去年生了孩子，她才开始做长远打算。但她有点后悔，“还没玩够，应该过两年再生”。
小镇消费紧追潮流互联网让县城消费迅速与一线城市接轨，只要有消费能力，都能买到一样的东西。而另一面，小镇年轻群体有着更强的消费意愿和充足的闲暇时间，也让城市的消费潮流更快涌向县城。
2019 年，林菲刚回县城时一度感到压抑。朋友们都在考研、读研，或是在襄阳上班，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县城里的生活很匮乏，没什么娱乐方式，网吧维持着古老的样子，密集的电脑成排地摆在一起，永远烟雾缭绕。两个电影院，周末和节假日人爆满，平时十分冷清。县城里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一家电玩城，林菲会在周末走30 分钟，穿过整个县城去玩跳舞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生活有了丰富的迹象。
先是奶茶店开进了小县城，以前只有两家吾饮良品，最近多了蜜雪冰城、古茗、书亦烧仙草，上个月，一家茶百道开业了。连网红也来到了县城，不过是山寨的——一家是山寨手打柠檬茶，另一家是山寨茶颜悦色。林菲去看过“茶颜悦色”，除了名字不一样，从店铺的装潢到产品的logo、定价，再到奶油顶上撒的坚果，几乎跟原版一模一样。除了奶油差一点，茶底的味道完全喝不出区别。
即便是山寨的，也足够稀有、独特。那家“茶颜悦色”开业时，每天限量几百杯，卖完了就没有了。林菲的很多朋友一大早过去排队，朋友圈里，每个年轻人都捧着一杯奶茶打卡。上班路过那家店，排队的人像一条长龙，林菲第一次在县城里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剧本杀也来了。林菲第一次玩剧本杀还是2019 年在武汉，2020 年，襄阳也有了剧本杀店，2021 年底，县城里开出了第一家剧本杀店。在这里，价格比大城市还贵一些。“县城里每个人要八九十块钱，襄阳那边也就六十多块”。整个县城就这一家，大家还要抢着去，“你来晚了，你连房间都订不到了，DM（主持人）也没了，就是这么拽”。
县城的年轻人们愿意为一切新鲜的、独特的、高品质的消费买单。前一阵，小红书和抖音上到处都是露营，小镇女孩刘思思也买了不少装备：手工编织的毯子、炉子、煮茶的壶、帐篷、防湿垫、睡袋、天幕……露营地就在附近，一家人开车出去，随便看到一个好风景，就停下来。潮州、汕头、揭西都去过，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湖水清凉，闪着波光，她跳下水去“游野泳”。这些快乐的唯一代价是，要花好几千块钱。
一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看到了商机。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县城，米克租下了两间农村的院子，做画室和生活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清理老旧的农村小院，把原本灰扑扑的墙面刷成莫兰迪色系，一些旧家具改造成复古的颜色和样式，摆上网红大卫雕像，院子里也搬来了ins 风的绿植——龟背竹、天堂鸟、柠檬树，大大小小的画架放置在院子中央。
一番整饬，脏乱的农村小院变成了一个随便在哪里拍照都特别“出片”的空间。生活馆的装潢比画室更精致，鹅卵石地面打底，青石板小路从门口通往餐厅。坐下来，兼职的大学生服务员会递上一份设计简洁、黑白配色的“冷寂风”菜单，上面的寿喜锅、韩式烤肉，是小县城不太常见的菜式，也有着不太常见的价格，一份寿喜锅要198 元。
最初，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个人“疯了”，农村里早没了年轻人，要去赚谁的钱？但真的开业之后，生意好得超出米克的想象。县城里有两所学校，一到周末放假的时候，画室里一天能来五六批学生。很少有人自己过来，大多是跟朋友一起来。颜料和画笔有时候不够用，得当即开车去县城买。院子到处都是人、画架、颜料，车停满了外面的小路。除了学生，还有一部分客户是公务员和家境相对好的年轻人、中年人。有几次，米克发现有人带着全家，从另外的县城开车一个多小时来画画、吃饭。
赶不上消费升级的人同样在县城，一些年轻人却无力追赶时髦的消费潮流。
温文在河北县城老家的工厂上班，工资每个月到手4000 元。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开支，他很少乱花钱，即便在自己的爱好上，也想方设法，能省就省。每个月，他交100 块钱话费，把家里的宽带和手机的月租都包了。厂里有食堂，中午管饭，不用花钱，晚上他买点菜自己做，每个月就花500 块钱。他很少买衣服，经常一件衣服穿三年，什么时候穿坏了再买新的，淘宝上有一些打折的专卖店，一双安踏只卖一百多块，一年下来买衣服可能就花三四百。2016 年买的电动车，花了1800 元，到现在都没换。
对于消费升级，温文没有什么感知，那些消费原本就在他的世界之外。温文曾经到上海打工，一位认识的阿姨请他喝了一杯奶茶，那家店的名字叫“悸动”，“红糖水的味道，里面加了珍珠、葡萄干”。虽然觉得味道有些一般，他还是郑重地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这杯价值十块钱的奶茶，是他自己绝对不会买的东西，连蜜雪冰城他都没喝过。
温文的父母都没有工作，年纪也渐渐大了。父亲一直身体不好，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对他来说，到县城买房这件事有些困难。县城里的房子5000 多一平米，90 平的房子也要50 万。他仔细算过，付20 万首付，算上利息还要再还40 多万贷款，如果还10 年，每个月要还三千多元，这是巨大的压力，“我感觉这房子是一座大山，我迈不过去”。
因为家里出不起学费，温文十几岁就辍学打工。最初在建筑工地搬砖，后来做过保安、进过工厂。有时会去外地打工，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老家。不管在哪里，他的工作都并不稳定。
工厂里的工作环境不好，生产线上有挥发的酒精，味道浓烈，令人难以忍受。他也不喜欢厂里的环境和单调乏味的工作，还有复杂的人情关系。有时做错了一件小事，就会被主管骂“怎么这么笨啊”。温文敏感，性格内向，几乎每隔4 个月，他就要换一份工作。温文打了个比方，让他靠自己存钱在县城买房，就好像让月薪一万的人靠自己在北京买房。
漫长的十二年都在零碎的打工中过去了，温文有些难过。“我为啥混得不好，因为我们本地的生存条件也不是很好，没有大城市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十年前，县城里还有许多工厂，大多涉及重工业，温文的祖辈、父辈都曾进厂打工。在当时，进厂是当地人眼中的好工作，活儿稍微重了些，但工资不低，比当地的平均收入高出一截。温文短暂地赶上了工厂最后的兴盛，那是2013 年，他在一家电子厂上了75 天班，收到了8600 元工资。但很快，政府治理环境，这些工厂都迁到了外地，只剩下少数工厂留了下来。
现在，工厂的薪资没有上涨多少，温文工作的生产机械元件的工厂，一个月要出勤30 天才能拿到4000 块工资。工厂变少了，薪水变低了，愿意进厂的年轻人也变少了。温文说，“随便找一个工厂，都是缺人的”。
除了最吃香的公务员和编制岗，县城的工作选择并不多。有些年轻人为了更高的收入去了建筑工地，那里工资更高，一些技术工种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有些在县城的奶茶店、手机店上班，或是去大型的超市卖衣服，赚得少，但工作轻松点；还有一些去做了外卖骑手，但县城里点外卖的人少，温文认识的骑手朋友，一个月跟他赚得差不多。
还有人在消费降级。在县城开手机维修店的陈乐赶上过县城手机市场的红利期，那是2016 年，她和男朋友大专毕业，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租下一间门面，做手机维修，主要卖一些配件，也会卖手机，如果有人预订就从开手机专卖店的朋友那里拿货。
手机维修、卖手机配件的利润非常高，比如换个屏幕能赚一半，很多中老年人遇到一些小问题也来修，动动手就能调好的问题，也能赚几十块钱。生意最好的时候，陈乐每天的流水能有两三千，刨除房租水电和人工材料，一个月能赚两万多。
那会她花钱大手大脚，有一年情人节，她男朋友给她买了全套的SK-II，花了七八千，她给对方买了一块30 克的金佛，也花了一万多。几乎每个月，她都能收到一支YSL 或TF 的口红，有的是男朋友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虽然他们的钱都是开店赚来的。
现在，维修店的经营越发惨淡，她把原来的门面退租了，租金太贵，一年要十万，新找的门面在街道尽头，小小的一间，租金只要两万，但人流量也少了很多，一个月只能赚几千，经常入不敷出，需要父母支援。2019 年结婚的时候，他们买了一辆宝马3 系，平时也就同学聚会的时候开一开，现在每逢县城有人结婚，就租出去加入婚车队伍，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生了孩子以后，陈乐口红也不怎么买了，护肤品都是用到见底，她把小红书卸载了，因为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能买的感觉非常难受。她时常和老公商量着要不要把店关掉，做一些别的生意或者打工，说不定能赚更多，但以前的消费水平，怕是再也达不到了。
陈乐周围开店的朋友们，都在感慨生意不好做，“现在人们买啥都在网上买，也就餐饮店还能维持，但因为疫情也是很不稳定，赚钱真的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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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互联网割裂的小镇小镇青年逐步在分化——对一部分人而言，买房是轻松的，房价是相比一线城市低廉太多的，但对温文和像他一样缺乏家庭支撑的人，房价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够得着的。一些县城里，新开的楼盘连两室一厅都没有，都是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县城里，像温文一样的男性面临着困境。身处河北地区，性别比例失衡，以前人口流动不明显，找对象还比较容易，现在“一个女生能有几十个人和她相亲”。工厂里的年轻女性也快要消失，现在的工厂，不再有“厂妹”了，只有三四十岁的女性进厂打工。对买不起房的温文来说，结婚简直是一种奢望，他甚至做好了准备，“走一种小众路线”，不结婚。
宋佳的家庭条件也一般，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还了房贷。在县城，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房子。他的父母观察过，村子里适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那些到了二十八九岁还没有结婚的男孩，90%都没有买房。
在发现了这一点后，他们更努力赚钱还房贷，也开始支持宋佳买鞋和衣服，并计划今年给他买一辆大约五六万的二手车，搞好“面子工程”，开出去方便谈恋爱。尽管宋佳才21 岁，但他们想得长远，二十几岁是黄金择偶年龄，几年晃晃悠悠就过去了，要尽早准备，才不会被剩下。打游戏也是被父母默许的，因为在游戏里，至少可以认识一些异性。
但除了房子之外，消费逐渐成为另一种“标准”和“面子”。
温文的同事大多是年轻人，同样一个月赚4000 块钱，“他们月月光，经常就是去唱歌、喝酒、吃饭、买衣服”。温文跟同事经常发生的对话是：每个月挣多少钱，够花吗？不够。钱花在哪里了？不知道。
一个98 年的男孩，曾经跟温文一起做过保安，“他挣两千块钱的时候不够花，挣三千的时候不够花，挣四千块钱的时候不够花，去年挣六千块钱也不够花，现在挣一万了，够花了”。
一个月赚三千块钱的时候，男孩买了一个iPhone，还跟温文借了些钱。温文问，买两千块钱的就不能用吗？对方说，不一样的，这手机能用好几年。但实际上，只过了一两年，他的手机又换成了最新的iPhone。
宋佳的一位发小，在外地的酒店做前台，一个月工资3000 元。他的父母希望他回来学一门手艺，比如汽修，他不愿意每天跟脏兮兮的机油打交道，远不如站在酒店大堂里体面。宋佳的另一位发小，在无业两年后，做了游戏代打，据说已经月入过万。今年过年两个人见面，对方告诉宋佳，“低于100 元的单子我都不接”。
消费习惯改变的同时，互联网将所有年轻人塑造成了差不多的样子，都有类似的价值标准和想法。在县城开咖啡店的潘文斌，同时开了一家春饼店，小小的档口店因为烘烤春饼总是闷热，环境也不整洁，他开出5000 元的工资也很难招到年轻人，店里一直是两位阿姨在工作，而咖啡店开业的时候，3000 元的工资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中部县城公务员余芊因为过度消费，欠下了十来万的网贷。在她的逻辑里，有些便宜不占白不占，提前消费是“为了省钱”：淘宝上关注的“网红店”又出了新款大衣，满3000 减300，要买；换季了应该有一双长靴来搭配，淘宝直播间里200 块不到，要买；一个知名的日本爽肤水做活动，打九折送一堆小样，600 块，更要买。
工资没剩多少不要紧，信用卡还有额度，但现在不买就没有折扣了，她每个月都要收几十件快递。她也热衷医美，双眼皮、纹眉毛和美瞳线、打瘦脸针，做一次就是一个月的工资。消费的欲望难以控制，至今，她还没能还完钱。
一位豆瓣网友则发帖求助，说自己在“痛苦和快乐之间反复横跳”。快乐在于，生活在小镇上，时间是丰裕的，周末有空就去滑雪、露营，最近还想学拳击和剑道。但痛苦的是，她的工资到手两千多元，加薪无望，还有车贷、油费、生活费用……自己变成了月光族，没有任何存款。她有点绝望地写道：“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支撑不住我的兴趣爱好了，有点累。”
温文没有周末，晚上的两个小时就是全部的娱乐时间。线下的娱乐要花钱，他多半会选择免费的娱乐方式——刷短视频。但时间久了，温文发现，“本来在工厂工作，每天高度重复，就感觉过得特别恍惚，时间特别快，再去看抖音，时间过得更快。”为了让时间慢一点，最近，温文卸载了抖音。
但对更多人而言，互联网是仅剩下的娱乐选择。休息的时间，温文总会看到同事坐在一旁，右手捏着烟，左手看着手机，手指一下一下地滑动，“隔几秒钟就换了个背景音乐”。还有人喜欢带着手机去厕所，“一蹲半个小时”，短视频的洗脑音乐从厕所里传了出来。还有人喜欢打游戏，最初都是玩免费的，时间久了，控制不住往里面充钱。温文听说一个同事，每个月4000 块的工资，可以拿出一两千元去充值。
互联网抹平了一些差异，那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被迫接受了与大城市相似的娱乐方式、流行文化，也因此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很多小镇青年来说，消费升级、消费场景的增多同时发生，但县城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没有同步增加。在消费趋同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割裂：有些人是真的消费升级，有些人则在被消费透支。
啾啾说，自己大量的休息时间被丢进了抖音这个时间焚化炉，“因为可以不用带脑子”。她最近买了一本罗翔的《法治的细节》，一个月都没看完。她有些愧疚地说：“你知道吗，感觉它有点深奥，我可能太久没读书了，有时候一句话还要多读几遍。”
像各地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输出自我、获得认同的方式从文字变成了短视频和种草帖。在襄阳县城，短视频拍客追着一位神志有些失常的人直播，他们一起手舞足蹈，发出怪异的声响，希望获得流量的垂青和真金白银的打赏。宋佳所在的小城，新开的商场有一个“伤感墙”，大批的年轻人去那里打卡拍快手视频。宋佳说，“就是一群分手的人到那emo 去了”——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emo 是什么意思。
在米克的生活馆，原本只有在化粪池上搭了几块木板的简易厕所，人踩在上面，总会担心掉下去。尽管村子里并没有下水管道，米克还是在室内修了马桶，干净、方便清扫，而一墙之隔的外面，化粪池还在。就像是一个隐喻，一道名为互联网的墙隔开了马桶和化粪池，隔开了网红生活馆和不方便的农村，也隔开了线上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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