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少年前看到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位医生的亲身经历：

一天，有个外地民工夜间腹痛如绞，跑来急诊。他脸色铁青，自己已经不能行走，由他矮小的妻子吃力地半驮着进来。作了常规检查后，同事开了处方给他。虽然他是如此疼痛，却十分意外地提出一个要求。他问，吃了这些药，是否马上能够恢复健康? 同事告诉他，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不料他蛮横地说，既然吃了药，就必须保证治好！同事哑然，告诉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必然和绝对，医生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帮助病人。这个民工最后拒绝接受治疗，他双手紧按小腹，忍受着剧烈的痛楚，仍由他矮小的妻子半驮着离开了医院。
目睹了这件事情的那位医生感叹道：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我不知说什么好。按一般的常识去理解，这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和一个很可笑的人。但是我又不敢发笑，脑中不断重复着他那张痛苦的脸，不断重复着他默默无声的妻子的背影。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常识以外的人，国际新闻与他无关，体制改革与他无关，时尚广告与他无关，连最起码的健康常识也与他无关。唯一与他有关的是，今天应该怎么办！唯一与他有关的是，绝不容许随随便便浪费一分钱！当一个人落在贫困的深渊，他不得不违背普通的生活常识，甚至不得不将自我关爱降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也许这位贴主忘记说一句话，这位民工的违背常识不仅表现在他降低对自己生命的关爱，同时也表现在这会扭曲他对他人及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包括这时他最需要的医院和医生。其实，这里说扭曲或许并不准确，因为他们实际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生活的逻辑。

这又让我想起一本书。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他将人类的历史概括为三次浪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个说法在当时是很有震撼性的。那时候，我也曾经借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那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哪次浪潮？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偌大的国家原来并不属于同一个文明，不同的部分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文明。

这也也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纵览西方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有着种种美好的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但同时，人们也看到，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但在一个不同时代的要素共存的社会里，则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文化杂糅在一起。这也是我所说的断裂社会的含义之一。记得在若干年前，一天晚上，翻遍电视中的几十个频道，多数都在播放一部描写制作电子游戏的年轻白领生活的连续剧。突然间，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时还有多少农民也坐在电视机前，有多少人也在看这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生活？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多个时代的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于一时，不同的价值观彼此隔阂。

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多少年前，我去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

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地不同。这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