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史上最窝囊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认第二，无人敢认第一。
司马睿即位的第五年，永昌元年（322年），权臣王敦突然出兵攻打国都建康（今南京），造反了。
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之一，王敦与堂弟王导两人在建立东晋王朝时，出力颇多。因此，司马睿坐稳江山后，天下便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得知王敦造反，司马睿指挥若定。他连发三道圣旨，命令王导、周顗、王邃、周筵等统帅诸军，克日讨贼。为了鼓舞士气，他自己也穿上铠甲，跨上战马，来到军前，摆出一副不杀此贼誓不休的态度。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当司马睿还沉醉于政治表演时，王敦大军已悄然破城而入。
得知消息后，司马睿判若两人，立即扒下自己的铠甲，派出使者，到两军阵前议和。
面对皇帝派出的使者，王敦不依不饶。
这可把司马睿吓坏了，他赶忙让百官去跪迎王敦，并再派使者议和，提出自己可退位让贤，推王敦为天下共主。
开国之君，做到如此地步，实属窝囊至极。
也是在这一年，47岁的司马睿忧愤而死，历史翻篇。

01
司马睿遭此终局，还得从十年前的永嘉七年（313年）说起。
那一年，晋怀帝司马炽在平阳（今山西临汾）驾崩。西晋的国都设在洛阳，司马炽怎会死在平阳呢？
很简单，他被敌国君主刘聪俘虏了，死于非命。而他被俘的背后，关联的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两大变局。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驾崩后，继承皇位的是史上有名的傻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早在做太子时，就娶了太宰贾充的“丑女儿”贾南风。当时司马衷年纪小，父亲司马炎派谢玖去侍寝。经过一番性启蒙，谢玖怀孕了，后生下一子司马遹。
司马炎立其为太子时，也曾担心他治不了国。临终前，司马炎将自己的岳父杨骏升为辅政大臣，希望他日后在政务上帮衬司马衷，匡扶晋室。
杨骏是司马衷母亲的叔父，虽说不是自己的亲外公，好歹是他母家的亲戚。司马炎一咽气，杨骏就和“丑皇后”贾南风杠上了。司马衷多少有点“娶了媳妇忘了娘”，他怒火中烧，一道圣旨，把杨骏杀了。
贾南风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更好地掌控皇帝老公，她命同样包藏祸心的楚王司马玮入京宿卫。同时，设法将太子司马遹杀害，自己独揽朝政。一顿操作猛如虎，原本太平的晋室江山，瞬间被推入“八王之乱”的泥潭中。
直到永兴二年（305年），八王乱了十五年后，晋朝宗室之间的战火才逐渐停息。此时，司马昭、司马炎传下的子孙已死得七七八八。给八王之乱收尾的，是一个叫司马越的宗室王爷。
作为司马氏远房宗室，司马睿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由于司马越的封地在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与司马睿的琅琊国接壤。他起兵后，便特意“照顾”司马睿，让其带兵驻守下邳（今江苏邳州），间接参与了八王之乱。

02
八王之乱落幕后，司马越立司马衷的异母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司马越自任太傅辅佐朝政。但西晋王朝的运作始终没有回到正轨。
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当年对边塞部族较为宽容，趁着中原内乱，胡人首领刘渊、石勒等迅速崛起，举兵南下。
永嘉之乱，袭来了。
趁着晋室政权衰微，永嘉五年（311年），汉赵皇帝刘聪，派遣大将刘曜、石勒、呼延晏等人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沉醉于“八王之乱”胜利者的喜悦中，根本感觉不到危险的步步紧逼。
不久，汉赵大军兵临城下，司马越被活活吓死。晋怀帝司马炽及其麾下大部分王公被杀，西晋王朝毁于一旦。
好在，历史为晋室埋了一颗棋子。
司马越在洛阳耀武扬威时，没忘记曾经从旁协助的侄子辈司马睿。在他掌权后，司马睿受命治理建邺（今南京）。
洛阳蒙难，帝室衰微，作为旁系的司马睿一如从前，手足无措。不过，司马睿身边能人不少。就在他不知如何自处时，王导开始建言献策。
王导与司马睿自小相识。他出身北方大族琅琊王氏，恰巧，琅琊就是司马睿的封地。
从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那一辈起，司马氏就世代与琅琊王氏交好联姻，长达数十年。所以，与其说王导与司马睿是上下级关系，倒不如说他们俩是“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
王导建议司马睿，趁此乱世，韬光养晦，善加经营建邺，以待他日东山再起。
王导博学多才，素有韬略。他的建议，司马睿自然言听计从。

建康（建邺）地处长江之南，相对偏安。由于王导的倾力相助，司马睿南移，北方士族纷纷效仿。“衣冠南渡”远离战火，建康一时成了北方各大家族的避祸首选。
众多门阀世家南下，无疑是司马睿在南方东山再起的最佳时机。但平素名声不显的他，完全没能激起其他世家大族投靠和效劳的欲望。
对此，他相当苦恼。
王导更加头疼，只能以琅琊王氏子孙的身份，跑去游说自己的族兄王敦。
王敦是当时的名士，极善清谈，又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凭借贵戚身份，他在扬州做刺史，对南方的事不仅了解，也颇能说得上话。堂弟王导誓死追随司马睿一事，在琅琊王氏内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王敦本就有趁势崛起之心，故与王导一拍即合。
当时，江南的风俗是在每年三月初三祭祀神灵。那一天，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按照习俗都需要到长江边集体跪拜，祈求风调雨顺。
借助这样的时机，王导与王敦给司马睿策划了一次节日出游。
当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司马睿的仪仗从大街经过，背后跟着的是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北方士族代表。如此华丽的出行规格，瞬间吸引了出来过节的各色行人。
在人群中，一些世家大族开始暗自忖度：在晋室子孙持续凋零的状况下，莫非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是复兴司马氏、还都中原的最佳人选？
于是，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北方世家大族纷纷派代表到司马睿处赔礼道歉。司马睿也不敢怠慢，恭敬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心中产生了为琅琊王效忠的想法。
初步筹谋奏效后，王导又向司马睿进献下一步计策，要其多加礼遇江南本土名士。

西晋灭东吴已有30多年，但在江左地界上，本地世家大族仍以贺循、顾荣、纪瞻、闵鸿、薛兼等五人马首是瞻。此五人高风亮节，世所著称。看到北方士族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江左“五俊”不为所动。
关键时候还得靠王导。利用自己北方头等世家子弟的身份和名声，他相继替司马睿请来了贺循、顾荣两人。由此，一向持观望态度的江左世家，才逐渐甘居司马睿之下，俯首称臣。

03
当司马睿在江南春风得意之际，北方却仍是一团乱麻。
继晋怀帝之后，在晋室忠臣的辅佐下，晋武帝的孙子、秦王司马邺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然而，因先前晋室内耗严重，司马邺手中已无一兵一卒可以调用。他只能遥尊两位尚有些实力的宗王——琅琊王司马睿和南阳王司马保为左、右丞相，希冀他们带兵北上，兴复晋室，还于旧都。
对此，司马睿不是不想。可作为一个称职的“流民”，他除了身份高贵点之外，并无实权。
驻扎建康以来，他俨然司马氏在江南的精神领袖，“祭则司马，政在士族”。
对于还都北方，各大门阀虽然精神上相当支持，但谁都不愿当“出头鸟”，拿自家的资源，去给司马睿及败落的司马家族陪葬。
所以，当匈奴大军攻破长安，俘获司马邺时，琅琊王司马睿仍在江南烟雨中徘徊。
太兴元年（318年），晋愍帝司马邺的死讯传到了江南。
晋愍帝的离世，意味着北方侨族基本失去了回归故土的可能。由于晋朝是中原政权的象征，这些侨族想要抗拒北方势力的继续南下，唯有打出晋朝的旗号，才具有说服力。
因此，琅琊王司马睿莫名其妙地捡到了一个当皇帝的机会
在江南名士纪瞻的泣血恳求下，司马睿三辞三让，终于坐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晋元帝。
为了感谢好兄弟王导的付出，在登基大典上，司马睿故意摆出姿态，硬拉着王导与自己一同接受百官朝贺。
司马睿的“骚操作”，吓坏了王导。为避免场面尴尬，他特意跪下劝谏晋元帝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听到王导如此吹捧自己，司马睿心里乐开了花，立即收起虚伪表情，接受百官朝拜。
但他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

04
跟历朝开国皇帝一样，司马睿对自己创立的江山，也充满着发展的希望。
即位后，他就决定“以法治国”。为此，专门颁布了一道诏书，要求各地官员“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如遇官员在当地为非作歹，“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
然而，他的政令还没到地方，就被截了下来。
司马睿登基后，国家大权基本握于琅琊王氏手中。除了丞相王导，同一时间，琅琊王氏还有王舒、王含、王虞、王彬、王邃等族人在各地担任刺史、都督等要职。而功劳仅次于王导的王敦，在司马睿登基后，出为荆州刺史，总领长江中游各部军事，成为东晋王朝时下炙手可热的军政要员。
造成此种局面，有半数原因要归结于司马睿本人，但“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志”却也不是一句空话。
出任荆州期间，王敦没少提拔安插亲信。对于辖区内不服自己管教的官员，他也没多废话，直接送他们去跟阎王报到。为了宽慰司马睿，王敦在荆州坐大的同时，也不忘写几封感人至深的信，诉说自己被猜疑的事情，请求皇帝多加谅解。
当然，琅琊王氏家族也无法一家独大。
在司马睿称帝过程中，拥立他的，还有各类“次等士族”。多数时候，为了实现阶层晋升，次等士族都会选择依附皇室。刘隗、刁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史料记载，“（刘）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 ，帝深器遇之”。而出身次等士族渤海刁氏的刁协，则是司马睿“并抑豪强”的拥趸。
在司马睿的支持下，刘隗很快获得与王导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刁协又以同样无限忠于皇室的态度，获任尚书令。两人一步步遵照司马睿的指示，分割着宰相王导手中的权力。

05
眼见王导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后，司马睿开始了他的第二项改革：大力任用宗室。
在八王之乱中，宗室对皇室的威胁尤大，司马睿当然知道。不过，当初晋武帝司马炎委派宗室镇守各地，原意就是抵御外敌，拱卫皇室。而眼下，琅琊王氏的王敦正是皇室的心腹大患。
帝室羸弱，抵御外敌，当然得宗室、亲信等同心戮力。
太兴三年（320年），司马睿派遣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今湖南长沙），制约王敦。随后，又命江东豪族领袖甘卓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今湖北北部）诸军，镇襄阳；尚书仆射刘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镇合肥；刘隗则代表皇帝出镇淮阴，节制北方军事。

朝廷这一系列调动，触动了王敦敏感的神经。
为了安抚宿将，司马睿亲自出面解释，如此调动完全是出于北伐需要，望卿不要多想。
可接下来司马睿的第三项改革，却让王敦不得不相信朝廷要“卸磨杀驴”了。
当年“衣冠南渡”，不止有北方的世家大族，更有一大批为逃避战祸、跟风南下的中原普通百姓。
然而，随着局势的动荡，这群平民到了南方之后，不仅没有恢复在中原时的安定生活，甚至还有一大部分为了生存被迫沦为世家大族的奴婢。
考虑到帝国发展的需要，司马睿特地下诏，所有因遭难而沦为世家大族“僮客”者，悉数复籍，鼓励他们参军，保家卫国。
这项政令，不仅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最为关键的是，这群“僮客”参了军，就是国家的部队，皇帝直属的武装力量。
对于疑心重重的王敦而言，要是皇帝不受控制了，掣肘皇权的琅琊王氏可还有活路？
于是，没等司马睿动手，王敦先反了。

06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鸣冤为借口，骤然发兵建康，史称“王敦之乱”。
王敦之所以把主要矛盾全部对准刘隗、刁协二人，一来是为了替自己谋朝篡位打掩护，二来是希望激起世家大族的共同愤怒。
与王导相比，刘隗、刁协二人在朝堂上多喜“刻碎之政”。利用司马睿那套“以法治国”的理论，只要官员违法，落到刘隗、刁协手上，轻则免官，重则丧命——不管你是一流的门阀世家，还是普通的官宦之家。
除此之外，刁协据称人品极差。大权在握时，他没少借机羞辱豪强士族。甚至有一次，王敦的舅舅羊鉴认为自己“才非将帅”，推辞带兵讨伐叛逆，却被刁协弹劾“疑虑畏敌”，遭到下狱论死。
王敦一起兵，刘隗、刁协两人就预感危险，力劝司马睿诛杀琅琊王氏全族。
然而，司马睿却告诉他们，琅琊王氏有大功于国，一切要以和气为上，不要扩大事端。
面对司马睿讨好的姿态，王敦可不买账。
还没到建康，他就发布了刘隗、刁协两人十多条大罪，号召全天下共讨之。
眼见王敦“撕破脸”，司马睿大怒，下诏定王敦为“大逆”，并称“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在城中检阅刘隗、戴渊等人回防建康所带的宿卫部队。
这边朝廷准备“讨逆”，那边世家大族却不为所动。甚至诸如温峤等世家代表认为，大将军（王敦）起兵，情有可原，不算过分。
为了戏谑司马睿，王敦自己给自己加大筹码，特地放话：谁要杀得了王敦，琅琊王氏必保举他在朝中“封武昌郡公，邑万户”。
直到王敦攻破建康城，他的人身安全仍相当有保证。
形势危急，司马睿顾不上刚刚发布的感人誓言，急令刘隗、戴渊等整军应战，自己则躲回宫中“静候佳音”。
刘隗等人哪里是王敦的对手，不多时，司马睿的“六军”悉数尽败。刘隗趁乱北逃，投奔石勒。而刁协、戴渊等人则以反抗大将军的罪名，被处死。
不过，作为胜利者的王敦，却始终没有进宫朝见司马睿。
这使得司马睿更慌，为了平息王敦的怒火，他不仅下诏为其平反，还多番派出使者邀其入朝，共商国是。
但王敦面对触手可及的皇权，却做出了谜一般的决定。他不去直接触碰它，而是率军回了大本营，坐镇武昌，遥控朝政。
王敦之乱时，王导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到朝廷这边。虽然他不曾为王敦之事多加筹谋，但在他眼里，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始终大于一切。所以，当王敦“逼宫”时，他表面上带领族中兄弟子侄等待议罪领罚，实则选择了袖手旁观。
全程都是王氏两兄弟的表演，而弱鸡的开国皇帝司马睿，倒像是一个观众：看着刀光剑影，看着两面三刀，自己瑟瑟发抖。

07
王敦走后，司马睿很快抑郁病倒，越病越重。他等同于被软禁在皇宫中，像是一个“囚徒”。
在病中，他想起了昔日的太尉荀组。此人出身北方大族颍川荀氏，是东汉时司空荀爽的玄孙，西晋司徒荀勖之子。
荀组为人“夷雅有才识”，对司马睿颇为忠心，且曾受琅琊王氏诸名士的称赞。司马睿以为，由其出来主持朝政，既可以缓和君臣矛盾，又可替自己一步步夺回皇权。
谁知，荀组受命不久，还没到任就去世了。
余晖坠落，司马睿放弃了所有的幻想。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323年1月3日），他在忧惧中病逝。
临终前，他仍不忘将王导身上“监管江南诸军事”的重任卸下，荣尊“司徒”，求其一定要尽心辅佐太子司马绍。
站在大义的角度，王导没有驳斥司马睿的请求。
司马睿去世后不久，在王导的协助下，世家大族纷纷站出来拱卫皇室，王敦之乱彻底被平定。
双向押宝的王导，仍旧凭借智谋带领琅琊王氏继续走向巅峰。
士族终究还是压过了皇权，在东晋王朝的国祚延绵中不断发酵、壮大。继“王与马，共天下”之后，晋明帝司马绍的内舅、太尉庾亮崛起，开启了“庾与马，共天下”的新时代。这之后，是“桓与马，共天下”。然后，又是“谢与马，共天下”。
这是属于世家大族的朝代，是史学家田余庆所说的“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朝代。而司马睿从一开始就只是作为象征物存在，哪怕他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也拗不过时代的宿命。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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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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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王心扬：《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卢建荣：《中国中古的社会与国家》， 新高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年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