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垃圾收费制度讲了近20年，原定今年8月1日正式实行，本周却成了热辣辣的政治议题，因为这项政策现在被建制派人物指为当初由激进反对派（即泛民）提出，是上届香港特区政府在泛政治化环保的高压下订出的。

有声音随即指出，香港立法会法案2021年8月通过垃圾收费的法案时，民主派议员已总辞，法案是在建制派议员全票赞成下通过。更有民主派评论员认为，这反映当初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垃圾收费可能会变成“垃圾灾难”。

事缘中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星期一（4月8日）在《明报》发表题为《搁置垃圾收费争议 确保聚焦经济发展》的文章，称港府4月1日起在在14个处所展开的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出现的乱象反映香港社会还没准备好，现阶段不适宜推行垃圾收费。

卢文端建议，港府在试行期结束后重新考虑是否押后或完全停止实施垃圾收费，最重要的是尽快搁置有关争议，“争议耗费社会精力，干扰政府聚精会神谋发展”，“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

他也说：“当年激进反对派在泛政治化严重泛滥的时候提出垃圾收费，上届政府在环保的大帽子压迫下接受，这是一项对实际困难严重估计不足、不具备可行性的政策。”

卢文端向港府作出的提议包括：就处理垃圾问题作全面部署，分阶段逐步实施；增建焚化设施，寻求与大湾区大陆城市合作，利用这些城市垃圾焚化炉的剩余产能处理香港垃圾。

其实，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早一天（4月7日）受访时已露出端倪。香港电台引述他说，港府在疫情期间曾估计香港通关后，经济会很快反弹，所以决定推行垃圾收费，然而现在香港经济氛围、营商环境、社会氛围都有明显改变，他强调“先行先试”不单要视察实际操作，也会考虑成本、盈利、参与者的感受及情绪等。

谢展寰这番讲话，和他3月在立法会强调港府“仍有很大决心”推行垃圾收费，立场明显有所退缩。

由此看来，港府、建制阵营都似乎在为放弃垃圾收费放气球。也有评论说，所谓的“先行先试”，不过是最终宣布放弃这项政策的下台阶。

香港推行垃圾收费的大背景是，香港三个堆填区预计会在未来数年饱和，减废刻不容缓。在垃圾收费制度下，香港市民必须购买政府指定的垃圾袋或标签弃置垃圾，基本原则是按量收费，丢得越多费用越高，香港环保署预计一户三至四人的家庭，如果每天使用一个10公升或15公升的指定垃圾袋，每月垃圾收费开支约达30港元至50港元（5.15至8.59新元）。不按照法例弃置垃圾者有可能被罚款甚至入狱。

早在2005年，香港第二届特区政府已开始研究以垃圾收费推动回收减废，经过五届特区政府近20年的研究、咨询、试验，立法会终于在在2021年8月通过《2018年废物处置（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草案》。法例最初定于2023年底实行，后来考虑到年末佳节垃圾量大、清洁工人紧缺，决定押后至2024年4月1日推行。2024年1月起，港府开始宣传垃圾收费，却引起社会各界热议，于是再度押后至8月1日，但4月1日先在14个商场、商店、食肆、院舍和屋苑“先行先试”。

“先行先试”至今已逾一周，14个试点处所中，院舍、食肆和政府大楼已完全转用指定袋，商场使用率约七成，但公私营住宅及“三无”（无法团、无居民组织、无聘用物业管理公司）大厦住户参与率则只有两成许至五成，并不理想。

据港媒报道，住户的申诉包括，指定垃圾袋长度不足以套在垃圾桶上，可回收垃圾站点不足，厨余收集点太远，需要步行10多分钟才到达等等。

有网民认为，为了逃避缴费，有的人可能会把垃圾丢进街上的垃圾桶内，甚至会把垃圾带到偏远地方弃置；有的人也可能会把垃圾囤积家中，或把垃圾冲进厕所马桶里。还有网民认为，垃圾收费会导致市民减少购物，有可能引发商店倒闭潮。

更有评论指出，香港实施垃圾收费的条件其实不足，因为当地人均居住面积远比其他地区狭小，不少住宅采用开放式厨房，有的人住的套房中，垃圾桶和睡床之间往往没有任何间隔，许多住家的空间不足，难以再放置不同回收桶做分类，也难以先堆放不同种类的垃圾，再等到足够数量及有空时才拿去回收。

简而言之，垃圾收费影响市民荷包，也增加工商界成本，又不是像《基本法》23条立法那样的宪制责任，港府若认为这可能是个潜在的政治炸弹而要拆除，也不令人意外。

不过，卢文端把矛头指向“激进反对派”，就难免引起争议。

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荣休教授黄焕忠星期二（4月9日）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垃圾收费政策应该是中立的，不应与政治文化挂钩。香港前环境局副局长陆恭蕙星期一（4月8日）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也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点Fact Check（查证事实），这个政策不是一些反对派提出来‘搞乱香港’的东西。”她强调，香港垃圾收费政策和蓝图当年是她跟时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和环保署一齐撰写，是“全政府的（意愿）”。

香港当下新的政治环境，原是强调要去政治化，致力发展民生经济，现在，作为一项长远政策目标的垃圾收费制仍被一些人政治化，政治无所不在，这恰恰反映了香港当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