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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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1】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

由于优越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插根木棍都能长树的非洲，在达尔文的笔下是人类的摇篮。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对此作了大胆的推测。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一直是古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类化石，这一系列的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亚洲出土的化石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大部分古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可能性较大。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摇篮的非洲，一个食物资源丰富的非洲，今天却成了贫穷、落后、动荡、疾病的代名词。这是为什么呢?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欧美之于非洲，是殖民奴役者、资源掠夺者。非洲今天的问题，是欧美数百年剥削和掠夺的结果。

但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连基本的农牧业都不存在的黑非洲，有什么东西可抢?西方人不可能争夺他们传统的狩猎与采集资源。西方也的确从非洲开采了工业资源，但千万年来，这里深埋地下的自然资源，对原始状态的非洲人毫无意义。相反，西方人带来的现代文明、买走的资源，给了他们非洲人原始生存状态下，不可能创造拥有的物资享受。

【2】被西方慈善摧毁的非洲

实际上，和许多人“落后就要挨打”的“掠夺认知”正好相反，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帮助，在过去50年中，欧美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高达2.3万亿美元!

恰恰是这些巨额援助，毁掉了非洲正常的市场机制，进而摧毁了非洲。

亦鸣《西方的慈善，如何毁害了非洲?》(烟云过眼看 2020-08-31)向我们描绘了一幅非洲被慈善“溶解”的现世衰败图：

政治正确的西方，必须尊重贫穷国家的主权、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自然是把白送的粮食交由非洲政府，再由政府机构，一层层发放到非洲百姓手中。

不可避免地，粮食会一层层被截留，最后能到饥民手里的数量和比例，只有天知道。

问题在于，贪污截留下来的巨量粮食，官员可不是只供自己吃，而是要把粮食变现，变成钱。

按市场价卖?太慢!那就按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吧，反正，粮食是白送来的，怎么卖都不赔钱。

非洲本地老实种地的农民，这时发现，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成本比人家售价还高一大截，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堆在仓库里发霉。如此一来，还有谁想种粮、敢种地呢?

本来就落后的农业，被一记重拳。无人种粮后，就更缺粮食了，而官员手里粮食的价格，自然就可以再抬上来;买不起粮的人多了，饥荒挨饿更严重了，又可以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升级，百姓的日子日益艰难，官员阶层的利益，却不断水涨船高。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正是如此：因为一个底层真正缺粮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要么被政府官员贪污走，要么被手里有枪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抢走。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控制这些粮食，也由此变得更强大。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

同样问题，在工业领域也一样发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项本来功德无量的联合国慈善计划。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发起的非洲“遏制疟疾计划”，这次行动中，购买了大量蚊帐，计划免费分发给贫穷的非洲人，让他们不受蚊子叮咬，降低染疫可能。

结果，这些蚊帐不出意料地出现在非洲乡村城市的黑市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非洲本地大量的蚊帐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税收;第二年，想要蚊帐的人，要么拿着钱也买不到蚊帐，要么价格变成天价，买不起了。于是，疟疾的发病率，在美国援助后，居然攀上了新高峰!

直接给钱又如何?不少非洲国家的政府，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外来援助，比如喀麦隆，有41%的收入，来自国际援助。

然而，既然不费力气就能有钱花，那么，哪个政府、哪个官员、还稀罕本地企业交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税收?还花什么力气发展经济呢?于是，非洲国家的私人商业资本，就自然地被轻视、被排斥了。

同时，大量涌入消费市场的援助资金，带来的，是无法遏制的对内严重通胀。手里有了外币，政府也有了底气大量发行本国货币，久而久之，货币发行就不计后果了，最后，导致津巴布韦那样无法想象的通货膨胀。最终的结果：摧毁本国的国民经济系统。

而被援助喂肥的政府官员，大把的美元，放在哪里保险呢?自然不是动荡的非洲，而是安全的西方;借钱的债务之类，则留给了国内。

50年巨额援助后，大部分非洲百姓，实际上比以前更加贫穷;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非洲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由6%，下跌至2%。

【3】经济学的“白痴”线

现实情况是，世界上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每个人，而且拥有足够多的合适农田来养活每个人。不幸的是，由于低效、不公平的分配系统和糟糕的耕作方法，数百万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50年来西方给了非洲巨额的援助，但形成极端讽刺的是：自1968年以来大的饥荒只发生在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饱受腐败、动荡、内战和周期性干旱的困扰，数以亿计的人被饿死。

当人们处在饥饿、贫穷、孤独、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期待一个大机构、尤其是期待大政府来救济、庇护自己;

当社会处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期待公权力来拉平收入差距，来纠偏“市场失灵”或“市场只顾效率不顾公平”。

但是，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慈善实践，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

政府，不是可以期待的福音，恰恰是最需要严加防范的凶神恶煞!

当我们期待政府以至圣至德、众生平等、无所不能之圣心圣手来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的时候，通过非洲慈善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各级官员在分配慈善资源的时候，从政府到官员，遵循的恰恰不是“道德人逻辑”，而是“经济人逻辑”：

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公权私用成为常态;

公权私用过程中，遵循的是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规律：低价卖粮，低价卖蚊账，以求快速抢占市场以出售获利。

直接援助资金，则直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更是被抛诸脑后。

当人们期待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生活资料和现金)以实现更好的分配、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和愿望正好相反：

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社会越腐败，分配越不公;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市场价格体系一定越受到破坏，进而破坏整个市场机制，然后进一步摧毁全社会。

也就是说，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不仅会加剧存量资源分配的巨大腐败和不公，而且会通过破坏市场机制，全面抑制增量财富的创造。

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的经济逻辑!

那些白左、白莲花们一切试图抑制资本、加强权力的理想设计，最终一定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许以天堂，收获地狱。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

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

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4】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如果说，非洲的政府主导西方慈善资源的分配，导致了整体的、自上而下的退步、落后与贫穷，那么，中国相反的例子，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活力释放，带来了农民的自由与富裕。

这个例子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6月27日10:46《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回顾了这一历史进程：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

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5】观念反复的“历史旋涡”

包产到户的三十年争论史，其实走了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历史的旋涡”：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

结果是情况更糟，不仅市场体系遭到破坏，导致资源产出更加短缺，而且，执行过程中巨额成本居高不下：

“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

最后是各地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效果立竿见影：

“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

最后，经过长达30年的争论和地下实践，包产到户终于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一锤定音得到肯定。

【6】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不论是福利经济学，还是救灾经济学，更不用说市场经济学本身，都是如此。

有人说，救灾应该不一样吧?集中资源到政府手里，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不论火灾、水灾、海啸、地震，等等，99%以上靠的是预防和现场救灾，尤其是人命关天方面，往往只有几分钟时间。而灾后，往往会有交通、通信等的阻碍，妨碍外部救灾力量的及时介入。外部力量主要只能在灾后重建方面起较大作用。

救灾还面临着决策的隔膜性与滞后性、执行过程的巨额成本、信息传递的迟滞与失真等等。

因此，当地的市场力量越发达，越完善，面对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危机的自我救助、自我重建的力量也越发达，越完善，越精准，越及时。

公权力掌握资源越多，社会一定越腐败、低效、落后。

期待自上而下的力量包打天下，一定会加剧贫穷与落后;寄望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社会一定会兴旺发达。

这一条楚河汉界是否清晰，可以成为检验一个人，在经济学领域是白痴还是正常人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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