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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造假的中国式逻辑
正因为考核指标太过于单一,更因为目前在人事上所采用的“一票否决”制,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虚报浮夸便成为他们规避风险的无奈选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潜规则开始大行其道。这就令在官僚制内部本已失真的信息,于流通中进一步被扭曲。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很多人都是存疑的。这种质疑态度不仅存在于一些媒体和公众的脑海中,甚至连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对地方提供的统计数据,都持怀疑态度。
2007年3月中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前往沈阳会见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三天之后,这次会面的主要内容便以密电形式,传回到美国国务院。根据维基解密所披露的信息,雷德在电文中称,招待他的那位“明星官员”,于会面时向他坦言,他主政的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不可靠。他告诉雷德,他必须想办法将统计数字里的水分挤掉。
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存疑的中国官员,显然不仅李克强而已。相关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在政府内部普遍存在。当时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的研究生肖可舟,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沃麦克(Brantly Womack)的研究就证实这一点。两人基于一项针对广州中山大学MPA学员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内部,只有不到64%的干部和28%的科员愿意信任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换言之,就是在政府内部,至少36%的干部和72%的科员,对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也是不信任的。
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前面提到的那项研究中,肖可舟和沃麦克归因于中国官僚体制内部信息流通的扭曲,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斯特曼(John D Sterman)教授,做了一个著名试验——啤酒销售流通试验。这是一个类似于大富翁的策略游戏。
在试验中,斯特曼将不同年龄、国籍、行业背景的MBA学员分为四组,分别扮演消费者、零售商、经销商、厂家的角色。斯特曼明确要求,任何上、下游企业间不能交换任何商业资讯,只允许下游环节向上游企业传递订单,也就是消费者只能将订单下给零售商,零售商也只能将订单下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订单下给厂家。结果是:在游戏开始阶段,无论是下游零售商、中游经销商还是上游制造商,起初都严重缺货,最后却以严重积货而结束。
更有意思的是,近50年来,这个游戏在各著名高校MBA的课堂上,被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经历的学员玩过上万次。这些人当中,固然有一些是从没有职场经历的学生,但也不乏来自生产或配销系统的精英。然而,不管换上谁来玩这个游戏,最后都会发生相同的危机、产生类似的结果。
这一现象引起了福雷斯特教授(Jay Forrester)的兴趣,并将这种需求在信息传导过程中变异放大的现象,称为“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在他看来,“牛鞭效应”暴露信息链中信息传递的问题。由于信息链中各节点间资讯的不对称,以及各节点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资讯在信息链内部传递时失真。
也正是因此,信息链的长度成为影响信息失真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各节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将信息进行利己处理,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会被人为地筛滤掉,至少会把危害最小化。信息链越长,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层级也就必然越多,信息被人为处理的机会就越多。当信息传递到最后环节时,这时的信息离原始的信息已经有很大的偏差。
目前,中国属于典型的科层制管理,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且层级多,整个信息的传递就如啤酒游戏一样,一级一级传递,这就部分解释了中国的统计数据为什么水分那么高。
此外,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单位,官员要想戴稳自己的乌纱帽,要想获得晋升,就必须有硬邦邦的政绩,比如GDP增长了多少、招商引资增加了多少等等。但也正因为考核指标太过于单一,更因为目前在人事上所采用的“一票否决”制,基层囿于自身有限的经济资源,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以降低自己丢失乌纱帽的政治风险,虚报浮夸便成为他们规避风险的无奈选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潜规则开始大行其道,这就令在官僚体制内部本已失真的信息,于流通中进一步被扭曲。很多官员为了上报的数字好看,往往不惜弄虚造假,以小充大,以少充多,在数字上大做特做各种文章。
近期,中国各地公布的去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多个地方政府以造假手法虚增财政收入,部分地方虚增收入甚至超过百亿元人民币,无疑就证实这一点。据统计,广东、河北、四川、青海、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报告,均披露部分县市政府的财务造假问题。
其中,广东省三个市及三个县通过国有企业购买国有资产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171.01亿元人民币;河北省一市七县通过虚假处置公益性资产、多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或罚没收入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24.95亿元;四川省部分地区将定向捐赠资金缴入同级财政,虚增财政收入4151.22万元等。地方之所以虚增财政收入,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长指标,是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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