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商业化和现代化，曾是姚明主导改革的三大核心。”中国篮坛的地震，还是来了。
10月31日，姚明官宣将不再担任中国篮协主席一职。接替他的，是中国篮协副主席郭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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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与郭振明
图源：中国篮球协会
30日下午，有关姚明卸任的消息已经由多方媒体曝出，一时争论四起。傍晚左右，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出面辟谣。本以为是个“假瓜”，怎料24小时后，靴子终究落地。
姚明辞职，看似令人震惊，又似在情理之中。
在担任篮协主席期间，姚明曾多次表示，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去年10月，中国男篮在世界杯上战绩不佳，姚明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承担责任。第一种承担过去的责任，辞职回家，上海离这反正也挺近的。第二种，是把这些东西积累下来，分析出来，设计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两种办法我都能接受。”
一贯的“姚式幽默”，夹杂着些许无奈，不禁让人联想到他球员生涯末期因伤退役的情形，“小巨人”在篮球身份的不同阶段，结局似乎总是那么“不完美”。
姚明的三大改革与“政绩”
2017年12月，退役6年的姚明卸下了上海队老板的身份，成为中国篮协史上最年轻的主席，作为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旗帜人物，他就此开启了篮坛改革的探索之路。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管办分离、协会实体化、破除体制束缚等一系列难题。上任当天，他直言不讳地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处都是问题。”
新官上任三把火，职业化、商业化和现代化，是他主导改革的三大核心。
在起初的国家队选拔上，姚明学习美国男篮，大胆实施了“红蓝双队”制度。作为2019世界杯的东道主，中国队无需参加资格赛，红蓝两支国家队由不同教练带队，通过扩容，让更多年轻球员在国际赛事上得到锻炼机会。
联赛方面，中国篮协将CBA联赛办赛权、商务权授予CBA公司，常规赛轮次扩增，联赛周期延长，季后赛的球队数量从8支增长至12支。随着合同、工资帽及转会制度得到规范，球员流动性提高，观众基础、品牌价值与流量关注进一步增长。2018年，即CBA公司独立运营的第二年，联赛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人民币，2022年特殊时期，各俱乐部股东们依旧创纪录地获得了超6亿元的分红。
在人才培养体系上，姚明主导推动了校园篮球和CBA选秀制的规范化，为更多大学球员与非传统青训球员提供机会。职业以外，草根篮球、1对1网红PK、三人篮球等活动蓬勃发展，民间赛事如“村BA”等也屡屡出圈。
在许多球迷和媒体人看来，姚明的改革力度之大、方向之明确，是历任篮协主席所不曾有的，尤其是敢于挑战原本人才培养的青训体系，更是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
可惜，姚明的改革不但没有立竿见影，反而使中国男篮在国际大赛中屡遭挫折：
2017年亚洲杯，中国男篮蓝队惨败澳大利亚，无缘四强。仅隔两年，就失去了亚洲冠军的宝座。
2019年世界杯，中国队在家门口憾止16强。当周琦出现了那次著名的边界球失误时，姚明摇头的表情成为了广为流传的表情包，红蓝队实验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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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篮世锦赛中国队致命失误后，姚明无奈一笑
2023年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三战全负，再次止步16强，无缘2021和2024两届奥运会。
2022年，中国队在亚洲杯中的成绩下滑至第八名，四强赛中败于尚处在战火纷飞中的黎巴嫩。
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惨遭菲律宾二队逆转，无缘决赛。
到了今年，情况更不容乐观。在2月的亚预赛上，中国队3分之差不敌日本，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36年，卢沟桥事变还未爆发。哪怕是在2021年，中国队尚能大胜日本33分，而这一次失利，对方的三名NBA球员甚至都没有参赛。
在姚明坐镇下，男篮非但成绩不佳，更没有培养出有实力冲击NBA的明星球员，姚明不得不面临“光改革不见成效”的无奈，还险些“晚节不保”。
同一时期改革的日本篮球改革
输给日本后，姚明曾表示，对方值得我们学习，“要提高认知、更频繁地跟世界接轨，跟上潮流。”
日本的职业篮球改革，几乎是和姚明的改革处于同一起跑线。然而就如同日本足球一般，日本篮球改革在短时间内做了一次较为成功的示范。
2015年，也就是男篮最后一次拿下亚洲杯冠军之际，曾一手打造了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体系的川渊三郎，开始操刀日本篮球。
一方面，日本延续了“借鸡生蛋”的策略，支持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前往美国大学深造。从20年前首位进入NBA的日本球员田卧勇太，到目前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的八村塁，都有着在美国大学联赛NCAA锻炼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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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卧勇太
图源：网络
另一方面，充分改革本土联赛，既要赚钱，也要把服务球迷作为核心运营指标。
为此，日本把联赛分为B1、B2、B3三个等级。
B1联赛，要求球队必须盈利，比赛必须精彩，不限制外援，专门磨炼有国际竞争力的日本球员。B2联赛，专注培养本土化年轻人，作为B1的后援储备，不强制盈利。B3联赛，负责篮球运动普及和运营基础打造，吸纳那些在校园中可能未被发掘、却依然对篮球充满热情的球员，不求盈利，并由B1进行补贴。
同时，日本也为青训与校园体育之间留出了通道，专门设置了特别指定球员名额，允许每支球队招募一名大学明星球员，让他们提前进入职业球队。
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大杀四方、身高仅1.73米的河村勇辉，就是以新秀身份在B联赛上勇夺MVP，成为了这一规则设计下的成功案例。前不久，他还以现役最矮球员的身份登陆NBA，让《灌篮高手》中的宫城良田照进现实。
可以说，日本根据自身国情，构建了一套体系：它不仅能够实现盈利，还能通过球员和球队的流动性创造竞争环境，并且深入社区，推动篮球运动的全民化参与。就像一棵大树，每片叶子既为树干提供能量，也从树干获得营养。
创立短短8年，B联赛的总营收暴增了一倍，观赛人数大幅度增加，日本国家队也打出了成绩。
不久前，B联赛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取消了基于成绩的升降级制度，转而依据业务表现等多维度因素对球队进行评估和分级。同时，联赛还设定了宏伟的长期目标，即在观众人数、商业收入和比赛质量等方面，力争成为仅次于NBA的世界第二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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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村勇辉被誉为B联赛现役第一人
图源：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足球也遵循类似的改革思路。他们学习欧美，将运动员培养为一种类似于“加工服务业”的产业。每位球员，在培养、转会等增值获利的过程中，本人、家属、经纪人、青训教练以及俱乐部等产业链上的各方，都能从中分一杯羹。
反之，如果这个模式是“收费站”逻辑，即占据路口要道，任何过往的车辆都必须向我支付费用，至于车辆能够运行多久，搬运出多少利润，与我无关，想要取得长远发展，自然就很困难了。
而这，或许是连姚明也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
姚明两难：校园篮球or青训体系
篮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门“长人运动”，身高是绝对的天赋，加之5人的比赛少于足球的11人，因此一名球星之于球队的作用，远大于足球。
因此源源不断地培养篮球人才，是姚明改革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发掘和培养一名优秀的球星，各国基本有两种路径：青训体系和校园篮球。“校园篮球”依托于学校，参与者广泛，美国培养体系是校园篮球为主，青训为辅。联赛贯穿小学到大学，且设立奖学金，鼓励人才流动和竞争，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高。但是，校园篮球在中国却面临赛事水平较低，商业化运作困难的困境。
而“青训体系”基本上在各国都是主流培养模式。前不久受舆论困扰的易建联，便是在1999年打街球时被球探发现而得以进入青训体系。
依赖于职业俱乐部和体校，虽然专业性较高，却因为高门槛和推广难度，难以触及广泛的青少年群体。这种独立性的矛盾，导致了篮球人才资源的分散与割裂。
身高条件并不突出的“河村勇辉”们，在早期往往难以被青训体系所发掘。
而这样的运动员，青春期大多处于校园环境中，缺乏专业培训，可能会错过成才的黄金时期。
要打通校园篮球与青训体系之间的壁垒，需要协调教育与体育等不同单位，这在资源协调上存在极大难度。
曾经，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为了保持竞技的纯粹性，禁止青训球员参与，这限制了校园篮球人才的进一步发展。而那些出身于校园篮球、有机会进入职业联赛（CBA）的运动员，往往在18、19岁就必须做出选择，是否放弃学业以“出道”成为职业球员，对于许多中国家长而言，这是很难接受的，有天时却无人和。
虽然在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期间，两套体系的“通道”有一定放宽和打通，但“体教融合”的问题短期内很难根本解决。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依赖于青训体系，且身高是第一筛选条件。在以前靠内线得分的年代，通过青训筛选并培养出超级中锋，不仅在亚洲赛场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也在国际竞技场上与强队一较高下。
中锋出身的姚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时代变了。随着“小快灵”和“全能高个”逐渐成为国际篮球的主流风格，拥有傲人身高的传统中锋不再吃香，像NBA两届MVP得主约基奇，被称为最强“组织中锋”；姚明去年提到过和自己身高相同的文班亚马，长得像蜘蛛人，但他“既能打中锋，还能运球投三分。”
没有人会质疑群众基础对联赛水平乃至国家队成绩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如何跟上世界潮流，在发展群众基础和打造校园联赛的过程中让“河村勇辉们”冒出来，又如何在青训体系中继续寻找“全能高个”，需要一种极为丝滑的平衡。
走群众路线，让群体基数变大，腰部变宽，是长久之道，但让想要迅速筛人才、出成绩，又不得不依赖传统之道。舆论场上对姚明改革最大的质疑便在于此：没能坚固好两头，校园篮球既没有起来，原来的青训体系亦遭到冲击，青黄不接，惨淡收场。
姚主席，再见
篮球人才培养是一个难题，提高职业联赛强度，锻炼国内球员就是另一个难题了。长期以来，青训出来的球员被诟病为“拿着退休金”打比赛，就像计划经济中的“大锅饭”一样。
姚明前队友、“CBA名宿”斯科拉曾评价道：
CBA和以前的阿根廷联赛一样，都会限制外援，导致本国球员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而如果去NBA或西班牙联赛，你必须保持进步，因为其他国家的球员会取代你……西班牙联赛曾开放外援，大量外籍球员涌进，当时本土球员抱怨，舆论界认为西班牙篮球要完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从那以后的西班牙队跻身世界列强。
斯科拉的言下之意是，学着拿电锯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一样，实行“休克疗法”，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然而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姚明显然有所“顾虑”。
事实上，CBA一直在尝试市场化的程度，通过引进“外援”，他们如同鲶鱼，在提升比赛观赏性的同时，倒逼本土球员进步。联赛甚至还一度推行过“2+1外援”政策，结果数据榜几乎被外援霸占，年轻球员上场时间被挤压。后来，姚明改变了规则：一只球队能拥有4名外援，但单节单人。年轻球员上场时间是变多了，数据是好看了，但国际大赛的成绩就再也没好起来了。
谁知道呢。到底是姚明的决策，还是被逼无奈，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动了多少人的蛋糕，中间又有多少交易；姚明肉眼可见地变成了“女兆日月”，是应酬多了，还是过劳了，这些问题都化作了一缕烟云，飘向了历史的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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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姚明出席新赛季发布会
只希望姚明所有的铺垫和前期努力，终将帮我们找到自己“灌篮高手”。
姚主席，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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