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政府熟练地使用税收、财政投资、信贷、利率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进行周期对冲，我们挺过了国企改革、物价闯关、WTO冲击、次贷危机等一系列重大考验。
正如物理学中的“惯性”概念，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存在方法上的惯性。这种方法上的经验主义，被叫做“路径依赖”。
的确，经验的积累是成熟的标志，但也是固执的开始——有时候经验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应对当下变动。这种错误路径依赖，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源投入倾向于生产
①我们历史上非常喜欢把资源投入到生产端，形成基础设施、电力能源、科技研发等等，认为这样有利于生产力，至少是形成了资产。
从税收角度看，我国目前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也就是针对生产端的货物销售增值额的征税。那么自然财政在投资的时候，更倾向于能直接保障主要税源的生产端。
尽管消费税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税项，但其主要针对的消费品的流转，并在生产或进口阶段征收，属于间接税。
这意味着政府增加消费税收入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进口，而非直接刺激消费需求。
这种税收政策的导向，也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生产，而非推动消费。
因此，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一直尾大不掉。我们庞大的工业体系，一旦遇上财政刺激，产能就会迅速过剩，叠加出口不振或内需不足，就能使经济陷入通缩。
如果单纯淘汰落后产能，那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如果要对症下药，目前特朗普的政府的关税大棒正在举起，出口阻力在未来四年一定会加大。我们亟需把财政资金用来培育内需，通过大规模补贴形成强势的国内循环。
二、中央赤字安排比较谨慎
我们历史上穷怕了，少有大赤字，财政政策一直以稳健著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赤字标准作为参考：赤字率不超过3%，负债率不超过60%，即是所谓的“国际安全线”。
赤字率就是赤字与GDP之比。在疫前，中国赤字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只在2016年和2017年预算赤字率达到3%的水平，2024年财政赤字安排是3%。
但纵观国际，早就在实操上放弃了这个“主流安全线”。美国目前赤字率是6%以上，日本、法国是5%以上，欧元区国家平均也在3.6%以上。
沉疴猛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中央通过扩大赤字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有效拉动资本形成，带动民间投资，扩大有效需求。
地方政府之前承担的民生支出，也由中央赤字来补充一部分，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民生状况。这样可以显著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增加消费信心，扩大居民部门需求。
一句话，内需就是我们经济目前最大的抓手，地方政府在债务负担之下，已经无法承担刺激内需的任务，必须通过中央财政来实行，把人们的信心立起来。
三、过于关注“养懒汉”等道德风险
我们历史上不敢给群众直接发钱，担心养了懒人，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既不符合现实，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比如，北欧国家的福利是公认高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多年来就非常高，根据欧盟统计局今年11月的数据显示，丹麦、冰岛、挪威失业率为都在3%到4%，近乎完全就业，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
以我国情况来看，目前的低收入人群储蓄率，是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的。为什么低收入群众很喜欢存钱？就是社会保障水平不够。
即使是“撒币”式发钱，同样的1000元对穷人的作用也远大于富人，更促进公平。生产力是人创造的，让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源源不断投入再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