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
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帝国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和刺杀宋教仁后，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过程中，袁派手下伪装组成的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叫喊“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从早上8时到晚10时，议员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然而，在前两轮投票中，袁世凯仍然分别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未达到法定四分之三的票数规定。最后，议员被袁世凯以武力胁迫，被迫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1913年11月4日，袁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1914年1月，袁根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颁布了以“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
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筹建中华帝国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伪造民意
1915年8月30日，以朱启钤为首的筹安会君子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人，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9月10日，国民会议议事务局给各省的电报中说明：“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
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10月7日，参政院把梁士诒等人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呈送袁世凯，其中说：“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一一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次日，大总统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
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12月12日，袁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12月13日，袁世凯发布禁止反对皇帝令：“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
中华帝国
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袁的外国顾问团仿照《日本皇室典范》拟定《新皇室规范》，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他人捏造，唐继尧、任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
“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中华帝国结束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袁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及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1916年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通电陈宧，同意自大总统之职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尿毒症。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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